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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里的“春秋笔法”，看似皆大欢喜，其实却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不负责。虚假的赞美会令真诚的赞美蒙羞、轻妄的判断会使认真的判断失效。 讲得更直接一些，这类文章其实是建构了一种业内的“黑话”，只有圈内人才能真正读懂。如果有一天，文学评论完全堕落为内部流通的“黑话”、“暗语”，那么它的意义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真话和良心不能缺席。文学评论需要的不是遮遮掩掩的“春秋笔法”，而是有的放矢、有一说一、一针见血。 鲁迅在《墓碣文》一篇里曾有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之语。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写作的人，我常会想到鲁迅的这一说法。这段时间，文学界在热议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和问题，许多人提到，文学批评应当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这背后透出的问题并不新鲜：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批评太少而赞美太多、真话太少而套路太多，在“有效性”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我相信，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我们应该很快能看到一批问题针对性鲜明、富有批判锋芒的评论文章。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当我们面向外部展开批评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把刀锋切向自己、沉下心来反思一下文学批评内部出现的问题？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们，能否也试着“抉心自食”、求其本味，亦即重新唤醒文学批评的“初心”？ 批评本身也是写作之一种，我们既然能够围绕文学作品熟练地展开文本细读，那么也不妨以同样的方式剖析一下我们自己的批评写作。许多问题将在这过程中浮现出来，例如，当下的许多文学评论文章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春秋笔法”式的写作套路——它们在涉及褒贬评价的时候，往往遮遮掩掩、东拉西扯、象征暗示，就是不敢明明白白地把真实意见讲出来。 所谓“春秋笔法”，更具体的说法即“微言大义”、“一字春秋”。落笔时一字之差便能见出褒贬、暗示态度，这是中国古代史书撰写中常用的方法技巧。试举一例，《春秋》原文中有“郑伯克段于鄢”之句，《春秋左氏传》对此句的用字有专门的解析：“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意思是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谋反，违逆了兄弟之道，所以不以“弟”字称呼他；庄公与共叔段像两个国君那样互相攻打，所以称“克”；将“郑庄公”降格为“郑伯”称呼，则是讥讽他对弟弟失于教诲。这样的处理方式出现在史书之中，我们今天配着解析注释读来，似乎别有一番趣味；然而类似的笔法若大量出现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之中，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史书的首要功能是记录事实，倘若还有史家自己的立场“一字春秋”地藏在文本背后，那其实是构成了额外的惊喜；而文学评论的本职则是表达态度、亮明褒贬，如果连这态度都还需要读者去揣测、猜想甚至对照着注释参悟玄机，那就不属于惊喜而属于失职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