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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开始出现，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甘阳所言的“通三统”问题，投射在我们的历史上，分别对应着古典传统、启蒙传统和革命传统。对此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引发了社会瞩目的论争，而其内核，则指向了19世纪以来确立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中心的现代文明批判，进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探究“中国模式”对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意义。 然而回头来看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却发现很多人置身事外，似乎时间的流逝，独与这些领域无关，一个明证就是：如果检索一下中国知网，会发现几乎没有讨论鲁迅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想象”）的文章。显然，“纯学术”的路径依赖严重阻碍了学界去认识鲁迅传统和当代中国的关联，而在那些关照这个问题的研究者那里，他们往往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立场出发，担心将鲁迅放在“中国想象”的民族国家建设大背景下讨论，会陷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狭隘。 但如果揆诸历史，我们又明明发现鲁迅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中国想象”，以致形成了“启蒙鲁迅”与资本主义中国、“革命鲁迅”与社会主义中国、“反现代性鲁迅”与“中国模式”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鲁迅传统一直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语境之中，为其形象建构提供着思想资源，所不同的只是研究者的不同的中国想象而已。所以，问题只能从鲁迅研究者的理念中寻找，而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立场的坚守，它以回到五四的新启蒙主义为中心，强调社会批判和制度疏离，在激进主义消退的时代背景下，日渐成为当下知识界的主流思想，在这种视野里谈论鲁迅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知识分子的不正确，由此导致合法性的缺失问题。 而表现在鲁迅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上，秉持特定立场的研究者犹如《墨子·天志》中的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这显然不是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标准的问题。事实上，鲁迅和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远比既往认识复杂丰富得多，他既坚持世界主义，也相信建构民族国家是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正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言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显然，鲁迅自身是一个多元传统，而鲁迅研究也基于这种丰富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鲁迅那里摄取过不同的思想资源，由此参与到当代中国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历史研究者就容易成为时代的旁观者，最终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鲁迅1927年也曾遭遇这个问题，他在《无声的中国》中指出：“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面对这种“哑了”的困境，鲁迅的办法是：“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这对当前的鲁迅研究来说深具启发意义，一味地回避否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在主观上制造了一个“无声的中国”，最终陷入“失语”的状态，所以鲁迅研究者需要“走出20世纪80年代”，正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从学术的角度尝试着解释、批判和创新，真正发扬鲁迅的现实参与精神，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活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