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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邱焕星的《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对鲁迅文章中的“骂战”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历史化梳理。论文回溯历史语境，将“骂战”置于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化传统”中进行审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我想结合鲁迅研究来谈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历史研究者不关注当下，二是关注当下的理念有偏颇。 最近两年来，我的研究逐渐遭遇了瓶颈，因为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困境——鲁迅文学讨论的是他的时代问题，我却关注鲁迅的时代而不关注自己的时代，以致每次写到论文的结语部分，我都强烈地感觉到一个自我追问：我写这篇文章的意义何在？随即总会想起梁启超的话：“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显然，我从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触及到了一个反复被讨论的历史哲学问题：历史研究之于当下的意义何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发现这和青年研究者的路径依赖有很大关系。自一进入现代文学领域，我们这代人就是在“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大背景下长成的，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学界逐渐复活了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研院史语所传统，它外承德国兰克的科学实证主义，内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强调史学求真、“证而不疏”，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推论是危险的事”、“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种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为学术而学术”理念，强调的是客观化、科学化、历史化，反对学术研究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从而最重要的关怀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卓越化，学问也就由“大我”之学变成了“小我”之学。 不仅如此，学术与道德的分离还导致了士风的转变，学术看似高度繁荣，知识分子的士气却极为低落，他们躲在象牙塔里，依赖大学、学报、项目的三位一体建制而生存。学者们面向学术社群，为了学术自身的生产而撰写论文，“其窄深所得，往往与世事渺不相关。即在承平之世，已难免玩物丧志之讥，何论时局艰危，思想徨徬无主，群言庞杂，不见有所折衷，而学术界曾不能有所贡献”（钱穆），最终大学变成了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学者们既缺乏道德自觉，也没有政治主体意识。 总之，研究领域的“纯学术”理念与文学领域的“纯文学”观，共同构成了新一代研究者的两大核心观念，最终导致最近2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日渐缺乏活力，开始退出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位置，逐渐知识化、经院化和古典化，其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一面被遮蔽，既背离了它的启蒙传统，也背离了它的左翼传统，用鲁迅的话就是“埋在南窗下死读书”、“与世界隔绝了”。关于这方面的危害，胡适自己的反思总结最为精辟：“这条故纸堆的路是死路。三百年前的第一流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