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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抗日神剧。在这种奇观化的书写中，历史转为传奇，传奇又变身神话，英明神武的英雄在愚蠢迟钝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当残酷情境被戏谑化之后，失去了对于冷峻战争的敬畏，进而也失去了对于历史本身的敬畏。戏说、演义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其来有自，作为正史补充的稗官小说，事实上起到了风化底层引车卖浆者的教育功能，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基本民间伦理的来源。当礼教下延之后，它们当然会作为封闭而陈旧的价值体系的承载物而遭到来自精英阶层的抛弃。但如今的神剧式戏说，却全然没有了英雄传奇的模范企图，而诉诸于视听感官的刺激和低劣趣味的发泄。历史在这里被空心化和符号化地诉诸于情绪消费，它惟一可以推波助澜的只是狭隘而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这也并非民族之福。 第三是严肃的历史文学和正剧中，对于王朝、事件与人物评价的“翻案风”。在新的价值体系中重估历史事件与人物，本来是历史书写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也正是在于对既有历史书写的扬弃，以裨补阙漏、衡量论定，让历史的遗产成为活的因子，进入到当代文化与观念的建设当中。但是在涉及到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时，我们会发现一种逆反的处理方式正呈现出覆盖式的趋向，比如“民国范”的怀旧、乡绅阶级的温情缅怀、对已有定论的汉奸的“同情的理解”和洗地，而另一面则是让革命领袖走下神坛，给英雄模范“祛魅”，把平权革命解释为暴行。很多时候，这种书写的背后理念是人性论和生活史，突出历史的偶然性和宿命性，强调大时代对个体的挤压以及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可奈何。于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革命被矮化和简化为王朝更迭和权力斗争，历史中只有盲动的群氓，而没有自明的主体，绝大部分民众似乎都是被少数野心家的阴谋诡计裹挟着随波逐流。本来，瓦解一些意识形态幻象，恢复个人在历史中的生命体验，可以视为一种解放。然而当历史在“后革命氛围”中失去了乌托邦维度之后，精神迅速降解为欲望和本能，只有以邻为壑、卑劣无耻的宵小，没有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伟人，这显然让历史卑琐化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历史的连续性被革命的断裂性所破坏，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推翻“三座大山”，持续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革命，后者恰恰证明历史并非静止，中国社会是一直在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 如上种种表现，对应着柏拉图所谓的欲望、情感与理性偏向，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尼采关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论说。在他看来，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必不可少，它关联着人的行动与斗争、人的保守和虔敬、人的痛苦与被解救的欲望，从而相应地产生了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三种不同的情感态度。按照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综合而又超越了三者，所谓“批判地继承”即可以归结为历史、唯物与辩证的立体结合。辩证唯物史观当中的历史，是既尊重历史，又有现实立场，并且旨归是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历史感”即“现实感”，强调基于过往实际、当下处境和未来理想而书写历史。从理念上来说，这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也是相通的。“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言微，谓简略也，义大，藏褒贬也”。关于“义”，王夫之《读通鉴论》讲到有“天下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在《四书训义》里解释说：“孔子曰：吾之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有大义焉，正人道之昭垂而定于一者也；有精义焉，严人道之存亡而辨于微者也。”这就是明确历史观与个人化书写之间的有机结合，从而使得中国的历史成为一种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与教化的历史，而不仅是科学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与纯学术的历史，前者体现了“六经皆史”的普遍价值、道德、伦理准则性质，后者则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某个具体分科门类。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学也一再体现了这种准则，比如传播久远、大众耳熟能详并且一再被重写的“赵氏孤儿”。《春秋左氏传》中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里记叙的“本事”是由于赵氏孤儿的母亲赵庄姬与他的叔祖父通奸间接造成的赵氏灭门。但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时候，却隐匿了污秽的本事，而将罪魁祸首嫁接给权臣屠岸贾，突出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的救孤义举。纪君祥创作杂剧的时候则舍左传“本事”，而采用了史记“故事”。千百年来人们记住的是经过史书和文学美化了的历史形象，而并没有谁会认为这种处理是反历史的。因为在司马迁和纪君祥那里，都意识到历史并非某种饾饤琐碎的“拆烂污”，而是要贯通“大义”，让读者感受到温情与节义的价值彰显。这是文学的德性，而不是现代历史科学的理性。即便是史学，“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相通”的史学与文学不仅是记言记事的笔法，更在于支撑着这种笔法的对于“历史性”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