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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新的巨大转型，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前后和90年代的两次转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诗歌所发生的第三次转型。 中国诗歌这五年来的种种实践、种种实绩，无疑都是在以各自的努力，扎实、坚定和充满劳绩地共同建设着我们21世纪以来新的“诗歌时代”。” 我一直以为，由于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和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转型，也由于中国诗歌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新的巨大转型，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前后和90年代的两次转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诗歌所发生的第三次转型。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出版家和诗歌翻译家等共同促成和推动了这一转型，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这一“时代”，决不单纯地仅仅具有时间段落方面的意义，它的诗歌史和文学史分期的意义，要更加重要，也更具本质。如果说，80年代的“诗歌热”标志着我们这个民族在当时的精神觉醒，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活力与诗的热潮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心性和表达要更加开阔、更加亲切，也更加敏锐和具有弹性，诗歌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我们的公众生活，参与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构建。所以说，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最新转型，还有重要的精神史意义。 这五年来的中国诗歌，仍然是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自然延伸，仍然处于如上所述的“第三次转型”中。如果说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开创一个新的“诗歌时代”，这几年来，我们则是更加侧重于建设这个“时代”。在这五年中，“转型”中的某些方面在走向深入：有些方面变得更加自觉而有所拓展与深化，有的方面则有所反思而略有调整，取得了多方面的实绩。 外力助推诗歌繁荣发展 首先，我们的诗歌制度更重视诗歌。这五年来，就我个人的体会来看，中国作协和各省、市作协对于诗歌越来越重视，比如诗刊社在“青春诗会”的基础上，2010年新设“青春回眸”活动，通过这几年来的连续举办，其诗歌史回顾的意义已逐步显现；鲁迅文学院的“高级研讨班”于2016年特别开辟了专门性的“诗歌班”；省、市作协中，江苏省作家协会这几年来先后举办了20多场“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新诗历史和现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不仅在诗歌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反响，也很有力地推动了诗歌研究和诗歌发展；而“驻校诗人”这一制度自2003年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先创设以来，通过他们自身的坚持，通过这几年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相继设立，诸多诗人进驻校园，积累了丰富经验，探索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驻校模式；作为诗歌制度文化的重要方面，诗歌的评奖制度在以鲁迅文学奖中的“诗歌奖”和各省、市作协主办的各种与诗歌相关的奖项之外，这五年来，很多大众媒体、诗歌刊物和民间机构，还先后增设了不少新的诗歌奖项。 其次，在诗歌文化特别是诗歌的节庆文化和媒介文化方面，创设于2007年两年一届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近五年中举办了两届，其对中国诗歌全球影响力的拓展与加强，对于促进世界诗歌的广泛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其影响，上海、贵州、杭州、厦门和成都等地，先后也都创设了国际性的诗歌节。2016年和2017年，“华语诗歌春晚”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对于将诗歌引入公众生活，做了非常可贵的尝试；至于诗歌的媒介文化，除了诸多个人诗集和各种主题性的诗选照常出版外，为了纪念和总结新诗百年，这五年中，还出版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30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新诗编年史》（刘福春著，上、下两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理论、作品卷各两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等主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最美的白话诗》（李少君、张德明主编，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诗刊〉创刊60周年文论选》（上、下两卷）、《〈诗刊〉创刊60周年作品选》和《〈诗刊〉创刊60周年大事记》（均为诗刊社编，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等系统性的诗选与史料整理集成。这五年中的诗歌刊物，《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等在与时俱进地各有新变之外，《非非》《汉诗》《独立》《北回归线》《后天》《中西诗歌》《读诗》等较有历史的诗刊一直在坚持，新近创刊的《诗建设》（2011年）、《湍流》（2011年）、《飞地》（2012年）、《圭臬》（2015年）、《草堂》（2016年）等刊物，也很快成长并各有特色，已在诗歌界颇有影响。当然，谈到诗歌的媒介文化，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五年中迅速发达起来的网络微信，像“为你读诗”、“诗人读诗”等诗歌公号和形形色色的诗歌微信群等，它们对诗歌传播的巨大影响，我想诗歌界的每一位人士应该都有很深的感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