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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质疑：批评是一种“翻译”还是一种“变异”？ 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包括批评性的或者是非批评性的，说白了，仅仅是对作品的翻译，这个作品翻译还不是外文的翻译，是用中文翻译中文，把原来的东西重新再挪用一下，综述一下，这就是批评。我记得罗兰·巴特说，批评不是“翻译”，而是一种“变异”。他使用了一个词叫“变异影像”。批评是第二种语言对第一种语言的运行。作品是第一种语言，或者说一个作家使用的是第一种语言，而批评使用的是第二种语言，第二种语言对第一种语言的运行过程当中“输送历史资料”，对作品因素进行“重新的分配”。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批评，你究竟对作品因素重新分配了没有，分配了多少。我们文章里面综述性的东西太多，引用别人的东西太多，水分太大，缺乏第二种语言对第一种语言的运行，缺乏语言对语言的较量。 第三个质疑：批评的危机在哪里？ 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宏大，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市场，思想和批评也需要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话语自由竞争的。我们现在有没有话语自由竞争的市场？如果没有，我们谈批评就会受限，就会觉得不安全。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比较流行几种写作语言的串行，包括诗人、作家自己写批评文字，发表“说说”。他们好多批评的文字也写得非常不错。比如说看李洱评吴亮小说《朝霞》的那篇批评，里面有真知灼见，比如说他谈到“可感”，细节的“可感性”不一定指的是细节的“可视性”，我们往往将“可感性”仅仅当成“可视性”，那么，人物的心理、意识、思想，精神深处的那种运动，包括知识的运动，算不算小说的细节，可不可以写？今年第6期《上海文化》上，有一篇弋舟写双雪涛小说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体性很强的东西。作家写批评，看上去都不是问题，有时甚至比批评家写得更好。问题是，罗兰·巴特说一个作家的语言到处流通，书写被书写者从反面来理解，这里面消解的只有作家和诗人本身，结果就不存在所谓的作家也不存在所谓的诗人，只有书写者。这是批评危机之一种。罗兰·巴特此话就说得很深奥，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 另外以现在的状况来看，自媒体时代的读者，也导致某种批评的危机。我们知道批评家是一个会写作的读者，但是现在好多读者，他们自己看了东西也可以在网络上随便“说说”了，尽管他们写得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有时也算一种批评。他们分解了批评家的某种职能，反而让职业的批评变得小众化了。 第四个质疑：文学批评的文章学价值体现在哪里？ 文学性当然不用说了，好的批评肯定是有文学性，或者它就是文学，可是文章学，我们古代有那么发达的文章学、文体学，它们到哪里去了，它们能否为今天的写作提供有力的借鉴？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少触及，但它是值得注意的。我本人涉猎不多，也需要补课。 古人讲文原、文道、文德、文用、文质、文法、文气，每个方面我觉得都有很好的批评资源。先人怎么说、孔子怎么说、庄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我们都熟知一二。古代有专门谈文学批评的文章。《知音》里面对批评提出六点，第一是观位体，第二是观置词，第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并且刘勰很自负地说，这种方法一旦施行，诗文的优劣，立马就显现。同时他也强调阅历对于批评家的重要性，见识广博，鉴赏力自然提高，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而不能“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这些观点对于今天从事文学批评仍然有启发意义，不过他谈的话题，似乎也可以进一步借题发挥。要求批评家越来越广泛，再怎么广泛，一个批评家的阅读边界也是有限的，再秉持公心，一个批评家也有自己独特的口味。我们不怕口味上的选择，往往最怕的是貌似公平的姿态做面面俱到的无效评说。从某种角度看，文学批评之所以不同于文学研究的地方，恰好在于它不是面面俱到，批评方法反对面面俱到，而是追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杂文感觉。东墙而望，未必不知道西墙长什么样子，而是东墙此时有他用心、用力的东西。 在这方面，中国的诗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批评的很好的范例。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包括后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难说它们有什么严密体系，大都“各执一隅之解”，作随感断见、片言只语式的评解，加以记闻之学，加以顿悟、感发，即成精彩诗话。这么说，并不是要我们写文章写成那种结构，而是在批评方法和话语方式上值得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