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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本源：报告文学是否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是否具有一条鸿沟裂隙的存在。报告文学在文学性、“真实性”和新闻特质等方面是否真的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这些问题涉及到了报告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大计方针，因此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叙事身份的问题。 报告文学创作与其他的文学体裁一样具有叙事文学的基本特征，它追求的是真实、真相、真理，只是表达的方式略有区别而已，甚至在某些时候，这种区别都是没有的。有些人认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就绝对不能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非虚构”的叙事真的可以“绝对”脱离虚构的方式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当一个作家以“真实”的状态去叙述某个具有是非问题的事件时，他真的能够保持“真实”的叙述姿态吗？要知道，在叙事中，只要作家开口他就是有立场的，他所谓的“真实”与“客观”仅仅是站在他的角度和立场上得出的，而如果稍稍换一个视角、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那么，叙事者的所谓真相便是虚妄，甚至是虚假的，他的真实又如何站得住脚。 因此，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只是站在一定立场从一定身份出发的真实。从通常意义上来讲，我们自然会表达“真善美”，但所有的价值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都是相对的，是具有身份性的。在“时代报告”的文学中，提倡“歌颂”还是“揭露”更具有相对性。世界其实是杂性的，虽然有价值判断与道德规范，却要看判断的权利在谁手上。也就是说，谁来说，决定了说的方式、说的结论，以及说的美丑。叙事身份决定了叙事的指向。 第二，呈现与讲述的问题。 单一的叙述带来的是单一的视角与声音，是固定的受限的视域，因此得出的结论与效果也是单一的带着偏见的。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好干部”我们怎么去描写？对于一个“有缺点的英雄”如何表现？在单一的视角下，我们的叙述会停留在极端的好与坏的判断、简单的善与恶的评价中，单一的叙述给我们带来的是成见与符号化的结论。 当我们的这个时代提倡正面歌颂与“正能量”写作而使作家忘记了追求真理与真相的“初心”时，我们会变得固执己见，我们会失去冷静的判断。但是，当我们只以歌唱者的姿态去描写事件时，我们就会自然地排斥那些矛盾与阴暗的存在，有时我们看待对象的错误都是带着爱怜的心态，把丑陋装扮成可爱，把污言秽语粉饰成亲民，把霸道匪气说成是自信大度，这就失去了作家们念念不忘的“真实”和对真理的追求。 如此，报告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摆事实”，无关乎“讲道理”，甚至有时是拒绝“讲理”的。作家所讲述的事实就是一种倾向，就是在“讲道理”。因此，作家讲什么本身就已经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展现这一个“事实”，而不去讲其他的“事实”，为什么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一个作家没有可能把全部的事实都呈现出来，这就使他有了选择事件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作家的价值取向。 第三，叙事时间。 时间指的是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的问题。这里依然存在着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两个具体的时间系统，是报告文学较少涉及的技术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叙述都是事后的追述，无论是报道刚刚发生的事件，还是报告100年前的某个事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的补述。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现实”是指多长时间跨度的“现实”？一个月前发生的事件就要比100年前的那个时间更“现实”吗？无论事件的跨度多长，作家所要做的是“复元”现场，从相对客观的视角恢复到事件的“现实”中去，因此，与事件保持的时间距离是没有意义的。今天的“现实”10年、20年之后都是“非现实”。因此，从本质上说，故事时间的长度并不重要，话语的时间长度才具有叙事意义。 时间涉及到三个特性，一是时间的顺序，二是时间的跨度，三是时间的频率。报告文学创作追求的是“真实”，因而对于时序的要求就过于苛刻，乃至于早晨、中午、晚上的次序从未出现过变更。但事实上，我们的话语有时并非完全以此为据，甚至是“语无伦次”地讲述，这使得报告文学严格恪守的时间“真实性”受到了某种嘲弄——谁说一定要开始、中段、结尾地去写？谁说一定要从左至右地读？故事时间指的是报告文学所描述的时间系统，而话语却未必。 今天的中国报告文学需要探讨的领域等待着扩展与深化，不能仅停留在真假是非等那些被讨论过无数次，并且很少出现新意的问题上，也就是我们需要稍稍离开报告文学的“故事”领域，而要更多的去探讨报告文学的“话语”系统，也即形式问题。这是基本观念的建立问题。形式与手段是提高报告文学创作品质的根本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