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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家型批评家在国外并不少见，但在中国，我依然对自己的双重身份有所怀疑，我是否可以将两者兼顾？ 近年来，我的研究方向转为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鲜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这其中有专业的原因，也与双重身份对我的困扰相关——我并不敢轻易评价当下的文学作品。任何臧否，都有可能因为同行的身份而被质疑。反而是那些距离自己较远的作家，身处不同场域中，才能畅所欲言。 但作家式批评在批评的不同形式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有作家文论的传统，如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批评家》、毛姆的《巨匠与杰作》、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等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鲁迅、茅盾、李健吾也不吝惜对同时代作家进行评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与更加规范的学院式批评相比，我更加喜爱作家式批评，它文笔优美，逻辑清晰，直接切入创作的相关问题，既不是理论的生搬硬套，也不是泛泛而谈。我一直对中国当代作家式批评有所期待，但看到的大多是印象记似的评论，所评价的对象是作家本人及生活，而不是作品本身，甚至对于作品的好坏，他们是刻意绕开的，只是作为酒后吐真言的话题。 值得期待的是，一些作家如李浩、弋舟，他们已经具有相当宽广的阅读视野和准确而敏锐的判断力，他们也在尝试着评论写作，在批评现场里树立起鲜明的个人风格。 所以偏爱作家式批评，是因为它们的语言如文学语言般精准、流畅。让·波朗曾说：“陈词滥调作为一种惰性的标志。一种俗套的表达据说揭示了一种与其说它是好逸恶劳的不如说它是唯唯诺诺的，与其说它是呆滞迟缓的不如说它是误入歧途的思想，就好像着了魔一样。陈词滥调，简而言之就是语言压倒了心灵自由以及自然的运动，它被束缚起来了。”阿尔贝拉特说：“如果我们曾经默许自己只使用一次那些现成的表达方式，那很有可能接下来我们会默许自己使用两次甚至三次，一旦我们乘上滑梯，就会顺势而下，身不由己。”文学批评也可被视为一种文体，它应有其鲜活生动的形态，具备自洽的逻辑和独特的趣味，言之有物，而不是寻章摘句加理论代入的一种批量的知识性的生产。它应该是一个工匠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倒映出制作者本人的模样，因为他们不光表达了自己对美的判断，还倾入了自己的文学观、知识观、世界观。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批评者与写作者之间的角力，互相修正、补充、甄别，甚至是帮写作者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朦胧感受到的未知世界。提高批评的有效性，不妨从拒绝陈词滥调开始，用更多的时间考量、打磨自己的表达方式，不过于追求即时性，而是反复经过自己内心的检验。 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具有文学史的视野，这样会放慢写作的速度，而用文学史的坐标来衡量自己。陈福民曾表达过一种担心：“从根本上，我对后现代知识条件下无限增值和日益繁复的写作并不能完全信任。直观地说，真的有必要写那么多吗？人们对自己不辞辛劳制造的那些文字，真的有信心吗？无论是虚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我觉得在言说的意义上大概都流于无内容的重复。”我还想追问一句：频繁的输出是否能及时得到输入的补充？程德培以出色的作家作品论奠定地位，当他面对新作，哪怕只是年轻人的一部作品时，也要把作者的所有作品以及相关题材的所有作品找来阅读，从横纵两条坐标来考量作品的位置。单就作品而论，又不调动起广泛的知识来源和生活经验，只是顺着文本而谈，会使批评显得单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