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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学的内在演进理路表现为由“学诗”到“诗学”的逐渐过渡。“学诗”的主观意图与实际内容在于通过有目的的研习与探究去掌握诗歌的基本特点和创作规律。古代“诗学”由“学诗”移衍而来，并沾溉了较为一贯的对学习诗歌创作与鉴赏批评的实践指导与要领传授色彩。古代诗学的基本特点与其由“学诗”萌孽而来的学理渊源直接相关。因此，对诗歌创作的基本意旨进行强调，对如何汲取经验、提高创作能力和批评水准进行传授指导，遂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古代诗学的基础学理。 关于“学诗” “学诗”原系学习《诗经》，所学习的范围既有义理方面的“思无邪”（《论语·为政》），也有情感方面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论语·季氏》载孔子告诉其子孔鲤云：“不学诗，无以言”，其“学诗”，盖指学习“诗三百”中称诗以谕志的交流方式以增进言语交流能力。至于“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说（《论语·阳货》），则可视为孔子对于“学诗”的包举宏纤式的明确指授。孔子所提出的“兴”、“观”、“群”、“怨”之说，其意旨便在于强调诗对于谐洽人我，构建和谐有序的人文社会所起到的实践作用。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出于对士君子博物洽闻的素养方面的要求。孔子对“学诗”的阐释，基本奠定了汉儒“学诗”的意义范围。可见，孔子用到的“学诗”，含义十分宽泛，是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系统教育思维的重要环节。 从学习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技能角度考察，汉代之前实际上也已经有了专门研习的实例。屈原所创立的“楚辞体”诗歌，后来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以致贾谊等人的效法沿袭，其实就是在学习“楚辞体”诗歌的创作经验和技能。西汉末期扬雄就颇能钻研并效法前人以实施自己的创作行为。《汉书·扬雄传》说扬雄模仿《周易》作了《太玄》，模仿《论语》作了《法言》，模仿《仓颉》作了《训纂》，模仿《虞箴》作了《州箴》，还分别模仿了屈原和司马相如的作品，其目的则是“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除了模拟撰写一些学术性的著作外，扬雄对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辞赋类作品的仿作实际就是“学诗”的一种实践。后世文人在学习前人时所说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 （《沧浪诗话·诗辨》）等诗学观点的思想来源，就是扬雄这种仿作式的“学诗”实践。 及至汉武帝时期儒学定于一尊，《诗经》遂成为经学家研习的主要对象。汉代人所用到的“学诗”，一般指学习《诗经》而言，主要是指对《诗经》所含政教信息及其意义的细致参究，其中也包括对相关的名物、典章和制度的研究。“学诗”借着经学总体风气的助推作用，其含义便延展到有关词语训示和典章名物的考证方面。 随着“文学自觉”和诗歌本身的发展，“学诗”开始有了明确的学习作诗的含义，“诗学”的含义随即发生变化，逐渐指涉关于诗歌的认识和创作能力的培养等意旨。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和《诗品》均有鲜明的指导如何学习鉴赏甚至是进行创作的意味。唐宋时期是“学诗”之意从《诗经》学意义向诗歌创作实践过渡的关键时期，而“诗学”也成为实践性极强的指导学者掌握诗歌创作和批评鉴赏的思路以及方法的“专门之学”。由“学诗”而“诗学”再到形成诗学传统的发展轨迹背后，隐含着决定我国古代诗学传统之基本特色的重要内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