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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文化间性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多民族话语交织是通过多民族文化个性的接触和交往实现的。在这种接触和交往过程中，人物的单一民族主体性往往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变异和拆解，在自觉不自觉中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个性的过程中变得丰富多样，实现由“小我”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向“大我”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趋向。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主体间性还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写作姿态上。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创作主体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多民族接触区的“原住民”，比如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一类是在我国多民族接触区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外乡人，比如王蒙、张贤亮、昌耀等。他们都是“文化夹居者”，虽然在接受不同民族文化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身都具有多民族的主体间性，这成为其创作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切实生命体验和厚实根基。所以，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必须重点关注作家的自我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意识间的差异，关注文本的复杂话语结构与创作主体写作姿态之间呈现的复杂矛盾关系。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多主体性实际是由所表达的多民族文化关系决定的，这也表现为文学文本的文化间性。例如，王蒙的《在伊犁》《这边风景》主要是时代文化与维吾尔族、回族等代表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错；张贤亮的《绿化树》主要是现代市民文化、西北地域民族文化与时代文化的错综；昌耀的诗歌主要在现代文化与青藏民族地域文化之间的拉伸；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则体现了时代文化与哈萨克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间性通过呈现多民族文化冲突交融的生动场景，使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内涵极具张力，从而使文本本身获得了明显的多民族文化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