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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时代诗人何为” 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真正的写作者应该具有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的“介入者”双重身份，从而发现日常中“新鲜的诗意”。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没有诗，就没有未来”，在他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这五年来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 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巨变对诗歌构成了严峻考验，也为有作为的诗人敞开了广阔天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等问题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诗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强调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诗人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纯粹性和个体主体性，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进行衡估和再认识。无论是现代诗还是旧体诗，诗人都必须面对一个“传统”，即诗人如何通过语言、修辞和想象来面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由五年来诗歌写作中的“现实抒写”，我们注意到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差异很大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的“介入者”的双重身份，从而发现日常中“新鲜的诗意”。 中国目前有3.1亿的农民工，有2000万在写作，有100万的一线打工诗人。现代性的城市化景观在带来了时代美好前景的同时，也给一部分诗人的写作带来了“乡愁”，最具代表性的是近年来以广东（珠三角）和云南为代表的诗人群落。广东因为经济原因成为“打工大省”“移民大省”，涌现出了大批外出务工者的“异乡”写作，如杨克、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谢湘南、乌鸟鸟等。与此相对的则是较为偏远的“西部高原”，一部分诗人在“故乡”生活和写作。他们感受到的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巨变以及随之生发出的对现代性的反思，比如于坚、雷平阳、樊忠慰、艾傈木诺、王单单等，都在诗歌中重建了文化的乡愁、地方性的想象和差异性的现实感。 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其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受到挑战。深入探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诗学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