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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的副产品———国别文学的别样特色 “外国文学”的始作俑者，该算辜鸿铭1914年在北大英 语文学门教英文诗(温华)。接着周作人1917年在北大教“欧洲文学史”，这门功课在国文门下(同上)，相当于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两人给该学科画出路线图。北大英文门不久从国文门独立，单成一科(邱志红:《从辜鸿铭在北大任教始末看北大“英文门”时期的师生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青年学术论坛[2008年卷])，后来才有清华外文系。民国时代无论国文系还是外文系，都秉承相同的文学本体观，同为文学内部研究，不认同以国别划分文学，视之“畸形的”、非学科性的(温华)。这与新中国外语教学理念不一样，只有北大西洋文学系继承了些许民国传统，后来的外语类院校继承的是苏联模式，这是独特的现象，所以要辨析“外语类院校”的中国特色。 1949年前夕，全国各类高校共205所，但专业外语学院并不多，外语系大多设在综合高校内，只有极少外语专科学校(多为教会背景)。一共有67所大学设外语系或独立的外语专科学校(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79页)。外语专业点共有62个(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11月，第65-66页)。新中国创建的外语类专业院校，改写了这个学科的内涵。当年与苏联合作密切，急需大量俄语人才，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师哲主抓俄语人才培养，不断扩充规模，建国初新添4所俄语专业学校，1952年又增建7所俄文学校，并在19所高校内设俄文系科(同上，第68-69页)。“外语类院校”正是在此基础上渐成体系。为疏离西方阵营，大幅削减英语教学点至8个，法语和德语教学点各剩下3个(同上，第71页)。1954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明确俄文专科的培养目标:翻译干部占70%，俄文师资占30%，学制3－4年(同上，第69页)。政府以政令的方式规定外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实用型外语人才，为外交和建设服务，而外国文学尚无暇列入教育日程。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中苏交恶，外语教学再次转向，慢慢恢复了西方语言，折射出外交方针的调整。 到1960年代，中国外语教学的方向定为“一高二全”，即教学质量要高，语种要全。周恩来于1962年3月亲自批复《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提出5种语言为通用语———英、法、西班牙、俄、阿拉伯语，后在几年内逐步增加至15种外语(李传松、许宝发，第359-360页)。这一时期外语教学环境稍显宽松，以文学赏析配合语言教学的方式出现。以英语为例，据北外胡文仲教授回忆，1963年王佐良与几位北外教授开设“英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课，不算专业方向，只供学生选修，目的是辅助语言教学。“文革”前夕，英语文学课被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戛然而止，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1978年英语教学被提上日程，但英语专业既无大纲、又无教材。1980年11月，在青岛召开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王佐良提出制订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的工作原则，设计英语文学研究生课程，博士点提上日程，英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起步。 在1980年代，国别文学突出的是功能思维，外语界发展最猛的是语言教学，外语教材的编写与研究成绩骄人，学术是以“二语习得”为主的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定位不清。教委只重视提高外语水平，服务改革开放。后来外语专业毕业生就业难，才有所反思。学者提议在外语专业的基础上增加实用性专业，即“复合型教学”，以便将来升格到文学院、商学院或政法学院。到1990年代，外语学院纷纷升格为大学，建起复合型专业院系，如商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等，外语系内设复合型专业。新中国外语专业的演变说明，国别文学并非沿袭清末、民国的传统，而是汲取苏联为国际政治服务的思路，在外交方针指导下，培养涉外人才。 “新时期”外语专业服务开放搞活，外语加职业技能可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外语界至今未超越80年代功能思维，“二语习得”与国别文学两学科含混。但当下高校科研任务不断加码，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成为评价高等教育的标尺，大势倒逼外语专业明确学科定位。参照美国区域研究，会发现“冷战”后他们也面临与中国相似的境遇。区域研究从19世纪末开始，随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越战中，美国政府借高校平台，一直介入这个学科的建设，投入大量资金，使它为美国战略、外交和情报做出巨大贡献。及至两大“冷战”阵营消解，政府支持的热情降低，学术规律起了主导作用，渐渐从语言、政经、国情转向人文、社会、艺术等跨学科领域。特别因1980、90年代外国留学生大量涌入，让这个学科的师资与课题发生结构性变化。最明显的是学科方法渐成体系，独特性越来越凸显。 认同性还是对象性视角 对搞外文的学者，一般会期待他了解对象国的方方面面，而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则看重他的国外文学理论功底。这大概是流俗之见，但国别文学的确有“对象性”研究的特点，而母语文学则以“认同性”为视角。母语文学重在继承与认同，其研究在自身文化传统内部，为延续与继承民族文学，激活其活力、更新其形态，丰富文化共同体的遗产。问题意识已浸透到集体无意识中，研究前提往往是自明的。而国别文学，主体身处对象之外冷眼旁观，才要求把握对象国的历史、文化、风俗和社会状况。举一实例说明这两种视角的差别。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1940年代译介到中国，对几代中国人产生过深远影响，一代代读者被主人公的钢铁意志所感染，成为中国人励志的楷模。很多作家自称曾从中获得灵感，启发了母语创作。对1940、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这本书对心灵的塑造甚或超过母语文学，一部外国小说深深嵌入中国文学内部。但如果你问读者对情节的历史背景了解多少，比如十月革命后乌克兰与俄罗斯扑朔迷离的关系、德国的干涉、波兰入侵、苏波战争等背景，恐怕没多少人知道。历史与民族意识的缠绕，才使这部作品厚重。而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铁粉”们不深究小说背后的纵深，只要心灵的慰藉、或创作借鉴。但一位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便不能满足于读懂原文、欣赏故事，还须研究作品展示出的历史画卷，深入到苏联文学内部，透过作品的经验性叙事，理解俄罗斯文化的全貌，甚至言及今日俄乌冲突。 从这个实例看出，面对同一文本，学科背景不同，视角、方法和期待便大相径庭。中文比较文学，期待从别国文学寻找普遍意义，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目标是文学共性。外文系更关注对象国的特殊性，强调与本国的差异，尽力系统展示对象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微妙处，以之为镜鉴反观自身。它是专门化的、“小圈子”的学问，不但要求外语程度高，研究者还需深入到对象的学术传统内部，以他者之独特来启迪母文化。所以，只关注对象文本的语言，而忽略学科的目标不同，则得其形而忘其意。以“对象性”与“认同性”两方法，或可道出两种外国文学各自的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