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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主体的文化身份研究 作为文化“走出去”一部分的文学翻译对外传播研究，除了特定文本的翻译传播研究外，整体上还具有如下的一些表现：或在宏观上存在文化泛论现象，或在微观上聚焦于个别文化热词的翻译；系统性讨论较少，而零星讨论又以“二元对立”立场作“正误”判断的居多；部分研究出于对汉语事实难以穷尽或翻译局限性的顾虑，以翻译形式（如“音译”、“意译”、“音译+意译”）简单归纳最为常见，有时感性甚至会超越理性，最终与原有文本出现偏离。 我们可以以葛浩文的“连译带改”与翻译批评的关系论述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一提到葛浩文的删节和改写，中国译学界便显得愤愤不平，大多主张维护原文内容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试想，中国翻译者对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也有过那么多的“简写本”、“简译本”、“改编本”等翻译版本。毕竟文学的创作与接受需要百花齐放，因此，作为译者的葛浩文也一直试图在向原文意义求真和对市场务实间不断进行着各种平衡的努力。 除上述问题以外，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些领域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缺乏具有深度的相关解释力。比如，研究涉及范围涵盖了文学翻译的多个方面，从译者模式到传播模式，从翻译效果到接受效果，从传播过程到传播手段，从文学翻译到科技翻译，从汉民族文化典籍到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从泛文化翻译研究到专书翻译批评研究，从翻译内部研究到翻译外部研究，从古代典籍翻译研究到现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等等。此外，还比较缺乏有关对翻译主体的研究，即对于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者群和“中国故事”写作作家群的研究。其中，译者群又包括中国译者群、国外汉学家译者群、旅居海外的华裔译者群、加入中国籍的原籍译者群、中外合作译者群和直接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华裔作家群。他们的经验和行为规律怎样？影响效果如何？他们的文化身份对行为的影响又如何？借用一些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是否能够给予比较有效和合理的解释？是否也能够给翻译实践以良性的导向？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相关翻译研究的拓展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15AY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