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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文献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七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大日本古文书》卷一《写书杂用帖》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从卷数上看，此处所谓《离骚》，当即《楚辞》。“天平二年”为公元730年，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但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石川三佐男教授曾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七十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从整个汉籍在域外的传播来看，和刻本是其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楚辞》的和刻本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等。 江户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藤原惺窝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1651）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这是日本最早的《楚辞》训点本。 江户时期日本的学术研究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典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用汉字书写研究成果，同时以模仿中国文化为能事，如作汉诗、汉文，习书法等。对文学作品的品评也是严格遵从中国的价值标准。这个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当作外来文化对待，他们不自觉地尝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试图从学习和模仿的层次进入参与和创造的层次。 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认识到东西方的巨大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的距离，同时日本学者的民族感也开始抬头，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带有一种批判性的立场。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成绩可褒奖者并不多，研究成果主要以文学史的形式体现出来，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儿岛献吉郎的《中国大文学史——古代篇》以及《中国文学史纲》、狩野直喜的《中国文学史》。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楚辞研究者，是西村时彦。西村时彦一生所收藏的《楚辞》典籍大约有一百多种，其中有明代刊本十六种，清代刻印本四十六种，民国时代的刻本、影本、印本十八种，中国的抄本二十七种，日本的刻印本十二种，日本的抄本十一种，同时还有朝鲜刻本十六种，其读书室号称“百骚书屋”，的确名副其实。西村时彦曾作《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与《楚辞集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村时彦所作的《屈原赋说》，他对楚辞研究的细致入微，在同时代的日本汉学家中，堪称独步一时。可以说，西村时彦的《屈原赋说》二卷标志着日本楚辞研究进入真正研究的时期，在保持注重纂集注释资料的同时，以《楚辞》专著和文学史著作这两种形式，进入到对楚辞做出具体考证和理论论述的阶段。同时日本学者仍然关注着中国楚辞研究的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