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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代精神有无内在的发展逻辑？对此人们有理由提出质疑。所谓内在的逻辑，就是时代精神发展的必然性，它是一个不断向前进展的过程，不可能真正倒退回原点。时代精神是一个有生命的过程，这正像一个小孩子长大了，不可能再退回婴儿时代一样。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文学史有没有一个从低到高、不可倒退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曾经谈到过，古希腊神话中那些神灵的艺术魅力在今天一去不复返了，尽管我们今天仍然把古代艺术从某方面视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但那只是对人类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而已，不再有人认真地把创作那样的神话当作当代艺术创新的题材了[4]48～49。应当说，随着人类精神的不断成长和成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特有的精神创造，以及自己时代不可复制的艺术范本，这些范本如果并列起来看，也许从审美感受上说无所谓谁高谁低(古希腊的艺术精品至今还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但从精神层次上却仍然可以看出某种发展的方向性。我曾以中西文学史为例，对文学冲突的四大主题的发展进程进行过一种历史的考察，这就是：从“现实和现实的冲突”前进到“心灵和现实的冲突”，再前进到“心灵和心灵的冲突”，最后在现代达到“心灵的自我冲突”，其中呈现出一个文学精神日益从外部世界走向心灵内部的逻辑进程[5]。掌握了这样一条逻辑线索，我们就可以对文学史上一些十分困难的问题作出解答，例如《红楼梦》的定位问题：它与之前的中国文学的本质区别究竟何在？我的定位是：《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单纯以“心灵与心灵的冲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又如现代主义文学，我以卡夫卡和残雪的作品为例，把它们定位为纯粹以“心灵的自我冲突”为主题的作品。 进一步说，这样一种进展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单线的逻辑进展，而是不断地在更高层次上回复到原点的滚动式的进展(或螺旋式进展)，因为历史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甚至被视为至今“高不可及的范本”，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因为艺术感觉的不可比性，更不是因为那些作品早就固定在那个高度上岿然不动，而恰好是因为后世的欣赏者和批评家都以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对它不断地翻新和再造的缘故。屠格涅夫曾说，米罗的维纳斯雕像比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更加不容置疑地宣示了人性的尊严。而之所以能够作这样的翻新，还是因为人性中在每个时代都潜在地包含着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些要素的基因。文学批评家要善于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挖掘出里面所潜藏着的这些基因，而这是古人自己所意识不到的。正因此，文学批评家并不因为那些古代的作品已经被无数的人评论过了，就永远也超不出古人的评论了，而是在新的时代精神之光的照耀下，能够对那些作品的更深层次的涵义作出新的发现。在这方面，残雪的文学评论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她用自己的新型创作理念来反观历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品，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中看出了现代的新意。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文学史。理想的文学批评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贯穿历史的力量，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力量。 要掌握这样一种力量，一个文学批评家必须同时是一个哲学家。哲学涵养正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第四大要素，也是文学批评一切力量的终极源泉。巴赫金曾经说过，他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自我意识。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中，还看不到一位具有这种意识的学者。人们通常把哲学拒斥得远远的，认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谈哲学，就会显得在文学上“不专业”。我的《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十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也被文学专业人士称之为对文学的“哲学评论”，而不是地道的“文学评论”，他们的眼光狭隘得可以。但一般读者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哲学的力量。通常人们认为，搞文学批评的人是因为搞不了创作才去做文学批评的，因而在等级上要次于搞创作的。我历来都不这样认为。每个人的才具的确有所不同，有的人天生不适合于搞创作，但他也许适合于干别的，比如说做哲学。而文学批评则是介于文学创作和哲学之间的领域，它需要更加全面的素养。因此，文学批评中的哲学的力量本身就是文学批评的力量，我的评论才是地道的文学评论。缺乏哲学思想的文学评论则是不完全的文学评论，它们要么只是文学欣赏和文学评点，要么停留于文学形式上的技术性分析，而对于文学作为人性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无所知。凡是承认“文学即人学”的人，都已经默认了文学与人的哲学是不可分离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一个要素的哲学，主要是指人性的哲学或人生哲学，或者说人文哲学，而不是其他哲学。当今时代，对哲学的划分五花八门，但主要可以划分为人文的和非人文的，前者从流派上说有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等等，从领域上划分有文化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后者如科学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符号逻辑等等。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属于社会科学哲学的一大类，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管理哲学等等。文学批评家如果熟悉一门人文哲学，不拘哪个流派，都是能够给批评带来力量的源泉，其他哲学则顶多根据需要可以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分析手段，不是一定必要的。 然而，一个文学批评家在学习和掌握一门哲学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甚至把它变成一场名词术语的大卖弄和大轰炸。哲学在这些人眼中只是一种装饰品，一种吓唬人的装备，尚未成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所以我认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所拥有的哲学本身应当文学化和感性化，那些抽象的哲学术语在文学批评中应当尽量少出现，应当将哲学的精神无形中融合进对文本的感受和分析之中。所以文学批评中的哲学单独来说仍然是没有力量的，它只有将前面三个层次全部纳入到自身中并将它们融会贯通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够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来。文学批评家作为哲学家，不是那种只会搬弄抽象概念的人，而是用哲学概念来指导自己的文学感悟的人，是把哲学思想融化在自己对作品的人物分析和精神阐释中的人，是哲学式地生活在作者所创造的精神氛围中的人。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文学批评家在纯粹哲学方面有什么了不得的创见，但我们可以要求他具备一个哲学家的涵养，能够由此洞察人性中深层次的奥秘；而反过来，一旦他通过文学批评真正洞察到了人性中的某种奥秘，他也许就能够在纯粹哲学上也有所创造、有所推进，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迄今为止，由文学家而兼为哲学家的例子已经有不少，如歌德和席勒，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和萨特；但由文学批评家而成为哲学家的似乎还只有巴赫金一例。19世纪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谓“别、车、杜”)曾经想走这条路，但由于他们的政治介入意识太强、太直接而未能成功。但原则上说，这条路是可行的，并且自从现代派文学诞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家如果不向这个方向努力攀登，如果不吸收当代哲学的思想营养，他是注定应付不了文学领域中的新思潮的。现代文学把文学批评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现代文学呼唤新的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文学批评，它急需和文学批评合作，一起去推动时代精神向更高层次提升。 而这正是当代文学批评家们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