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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6）入选作品，它对“五四”以降大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新诗（1917—1949）的接受历史进行细致梳理与分析，搜集了第一手材料，作出数据统计分析，厘清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新诗的理解、接受状况，敞开不同时期的读者共同塑造现代重要诗人形象的过程，还原“经典”诗歌文本的遴选历程，揭示读者阅读接受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及其对现代诗学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从读者接受角度立论，推进了我们对于现代新诗发展史的认识，填补了长期以来系统研究新诗传播接受史的学术空白，可视为中国学术之建立的重要收获。 第一，论著从文学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作等层面，对中国新诗的百年传播接受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它勾勒出新诗传播接受的诸种外在形态，研究了传播接受历时嬗变的演进过程，分析其内在机制和话语逻辑，描述新诗人及其文本的遴选、汰选情形，探究新诗传播接受和新诗创作的复杂关系，既有具体生动的个案分析，又有逻辑思辨的综合性的理论提升。在个案分析方面，论著细致梳理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现代新诗史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性诗人的诗作接受历史，研究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通过参与作品阐释、遴选等方式，对新诗的内在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宏观理论研究部分，以诗歌史和审美为立足点，对新诗传播接受之意义生产和经典化现象等，进行了宏观论析与理性反思，认为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作。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共同推动新诗的经典化进程。 第二，论著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研究中国新诗，得出的一系列研究结论发人深省，令人耳目一新，从而揭开了新诗“经典化”的神秘面纱。论著认为，新诗接受是在现代传播场域里展开、完成的，包括教材、报刊、杂志、书局、新式学堂、文学选本、文学史著、社会思潮、流行风尚、审美趣味、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等，带有鲜明的语境色彩；新诗接受是由“读者”完成的，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专业读者引导、制约大众读者的阅读，改变着大众读者的观念和口味，而大众读者也有自己的阅读选择，影响着专业读者的思考和判断；新诗接受史就是民族现代诗学的凝练、建构史，对诗歌文本的阅读接受就是对其所体现的某种诗学的接受认同，从而产生相应的诗学观；期刊、出版商、学校教育、读者批评、研究著作、新诗选本、文学史著等，共同参与了新诗优秀作品的遴选，以有意无意的“合谋”方式创造经典；新诗接受史是发现、塑造“重要诗人”的历史，如胡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等自作品发表后便进入读者阅读视野，《尝试集》《女神》《雨巷》《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被不同时代的读者反复阅读阐释，被不同倾向的新诗选本反复收录传播，被文学史叙述定位，最终成为新诗经典；读者阅读接受一定程度地制约着新诗的流变，社会政治思潮、文化风尚、时代审美趣味等直接、间接地左右着诗歌发展方向，文学社团、诗人群落、创作方法等牵引着诗潮流变，读者有时直接站出来说话，有时暗中向诗人传递信息，制约着诗人的自我认识与审美反思，使其坚持或者改变既有的探索路径与创作倾向，使某种创作倾向消歇或者强化，从而影响着新诗的发展方向。论著也对读者在接受史中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考辨，认为非文学因素的参与，使得既有的经典化历程并不纯正，产生了不少“伪经典”；同时，诗人对传媒和读者的过度关注，又会挤压诗人自我探索的空间，对传媒和读者的“俯就”直接导致了诗意的消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