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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有一位秘书叫颜尔纳，他说我们不是拎着个钱袋，追在那些早就功成名就的老人后面去增加他的遗产的。他们宁愿把钱给那些年富力强的人，让他们从此衣食无忧，不需要再为生计写作，从而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他举赛尔玛·拉格洛夫为例。拉格洛夫是著名的瑞典作家，写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他说我们把钱给她，这样她生活就有保障了，不用再写那些浅显的故事和圣诞节小报上的文章，而是可以潜心从事真正伟大的创作，写出对文学发展有意义的作品。 不认可既有的名气，不向既定的文坛座次表屈服，而是根据作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把奖颁给那些更富有创作活力的年轻人，这是需要勇气的。但这就是“推动文学发展”这句话的含义。这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目的之一，是加入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去，催生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来。那么，75岁的鲍勃·迪伦，符合这个标准吗？ 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条指导原则，是“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也就是说，有一些作家实际上很优秀，写的作品非常好，或者也许已经有了区域性的声誉，但却没有在世界范围里得到承认。而评奖者们就要慧眼识珠，将这样的作家挑出来，给他们发奖，使全世界都承认他们。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泰戈尔。获奖之前，他只是一位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地方性诗人，连德里那一带的人都不认识他。他得奖后，不但印度为他骄傲，整个亚洲都为他骄傲。 实际上，当年，也正是怀着这种消灭地理空白点的初衷，瑞典文学院委托了一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请他在来中国时顺便打听打听中国有哪些好的作家。赫定将此事委托给了刘半农，刘半农推荐了鲁迅，委托台静农给鲁迅写信传话，但鲁迅回信表示包括自己在内，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获奖的作家，如果仅仅因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凭借文学实力获奖，并非好事。 当然这已经是闲话。回到鲍勃·迪伦上来：他的世界影响力，是否需要借助诺奖来打开？ 然而，答案仍然是在风中飘。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今天距离诺贝尔为文学奖定下这些原则，已经过去了百多年。100多年里，文学本身以及文学产生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推动文学发展、促进优秀文学奖为全世界所接受之外，今天的诺奖面临着一个新的使命：重建文学和大众的连接。为此，他们需要拓展文学的边界。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瑞典文学院当成全世界文学的最高裁判法庭，不要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对全世界文学所作的最终裁判。一个人得奖，是种种的机缘促成的。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一个人的作品正好有合适的、院士们能读懂的文字的译本，正好符合这一时刻所具有的特定的标准，也恰好被几位院士特别赞赏，被人及时而符合程序地提名，也许就有了机会。获奖总是被挑出来的最好的，但这里的“最好”，有着上述种种的限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