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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并非杂乱无章 从“杂”字入手,是不少论者乐于遵从的路径。谨细的论者甚至专门著文辨析杂文、杂感、短论、短文等各类字眼被鲁迅使用时的具体时间和语境。如此细腻的、充满丰富的细节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也是鲁迅杂文研究获得学术性的重要途径。 但是,正如郝庆军对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的“学理化”不以为然一样,辨析杂文、杂感、短论、短文等的结果很可能使鲁迅晚年自觉建构的对应于Essay的文学类型Tsa-wen(即杂文)失去意义,反而因小失大。 如果对概念考辨的担心未免杞人忧天,那么,追踪鲁迅杂文的知识图景,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研究,是必须作出检讨的。 在一本题为《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的书中,作者赵献涛认为鲁迅“杂以成家”,将鲁迅定位为一代杂学大家,从而在鲁迅杂文中看到了地方性方法、野史视野、幽暗意识、小说气和民俗美。这的确是别出心裁的研究。作者谈地方性知识、汉画像砖、绍兴民俗与鲁迅杂文的关系,都颇能启人心智。但被这样的知识图景凸显出来的鲁迅及其杂文的形象,不免给人一种绍兴乡间的落魄秀才的印象,不复有“度越前古,凌驾亚东”的感兴。更有甚者,因为理不出鲁迅杂文的脉络,就将鲁迅杂文简单地处理为批评文章,视鲁迅为批评家,更未免创新过头了。 有论者则视鲁迅为一位20世纪20年代城市公共空间里的孤独者。这位论者认为:“对于鲁迅来说,孤独亦是一种介于‘公’与‘私’之间的‘双重挣扎’,而杂文就在这样的孤独中生产出来。” 哈贝马斯大约不至于在他的公共空间里设置孤独者的角色,而鲁迅杂文虽然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独自在室内写作出来的,却恐怕主要不是在表达孤独。 实际上,鲁迅杂文勾连和清理的乃是现代中国的一片喧嚣。这位论者大概是见多了从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诗中生发出来的关于“孤独”的论述,不免要往杂文的方向探望。殊不知,早在1927年的《怎么写——夜记之一》中,鲁迅即已明确表示: 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 这是经鲁迅文字表达出来的鲁迅杂文生产的具体情境。蚊子所代表的是世俗社会和人生的营营扰扰,而非内倾性的现代人的孤独,而所谓“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即是从《野草》式的写作中脱身,进入远离孤独的杂文写作。当然,说鲁迅的杂文写作与孤独毫无关系并不明智,但如果说“杂文就在这样的孤独中生产出来”,则确乎设辞太远。 鲁迅杂文并非杂乱无章,即使从“杂”字入手,也不可随处开河,以为自有活水。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诚如鲁迅所诫,其杂文所写乃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从形式而言,其杂文亦有其整体性。从细节和局部进入鲁迅杂文的方式自不失其学术性,但如何克服疏于整体性的进入方式,恐怕是鲁迅杂文研究遇到的更重要的问题。其要点之一,是须从现代知识的分科分层状况中有所反抗、有所超拔,正确建构一种整体性的知识理解,从而有可能在相等量的意义上进入鲁迅杂文,得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来。 纵览新世纪以来鲁迅杂文研究的基本状况,虽然可谓成绩斐然,却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最不足的是对鲁迅杂文整体性认知的缺乏,其次是过于“学理化”的“细腻”和理论比附,都容易曲人从己,造成对于研究对象的曲解。不过,随着对于“现代”的理解愈见充分,对于鲁迅杂文的研究也将愈见高度和深度。而随着二者之间的相互触发,从对“现代”的理解中获得对于鲁迅杂文的新的判断,从鲁迅杂文研究中获得对于“现代”的新的理解,互动既久,鲁迅杂文研究的新局面是可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也是可期的。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