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毓庆、徐志啸两位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的对话，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的学术争鸣，读来很有兴味，颇受启发。 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答案可能并非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关键是对“源”这个比喻词的理解，两位先生在无意之中存在了分歧。源的初文为 ，意为泉水从山崖渗出。“源”字引申为开头、起始。徐志啸先生说：“中国古代神话是很丰富的，神话是西方文学的源头，而中国文学的源头可能不仅仅是神话，还有口头文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追溯中国文学的源头的。与“源”相关的一个字是“渊”，通常联合组词“渊源”。刘毓庆先生在争论时说：“就像河流，我们说它是源头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水渊’，六经就是中国文学的水渊。”渊的本字为 ，像深潭有水之形。刘毓庆先生就是从这个意义，即深渊的意义上，指出六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的。 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在中国文学批评上，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兼容了二家的看法。刘勰专立《宗经》篇，提出各种文体都发端于经典，经典为后世文章确立了原则（“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经典对后世文章的沾溉与影响，“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特别是刘勰在《宗经》篇末说：“渊哉铄乎，群言之祖。”这正是刘毓庆先生所谓“六经就是中国文学的水渊”的直接依据。但是刘勰所谓的“宗经”不是说后世的文学滥觞于经典。 刘勰在《原道》篇里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又说：“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所谓的“声采靡追”，就近乎徐志啸先生所谓的神话之前人类尚未开化的阶段。刘勰在《明诗》篇里追溯最早的诗歌是《吕氏春秋》记载的“葛天乐辞”，《通变》篇追溯最早的“咏歌”是《吴越春秋》记载的黄帝时《弹歌》。刘勰在《时序》篇里把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帝王世纪》和《列子》分别记载的唐尧时的《击壤歌》《康衢谣》，显然这些文献都是逸出“六经”之外的，而正是徐志啸先生所谓的口头文学和神话。因此我说刘、徐二先生的观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文献中都可以找到依据。 我这样讲，并非是说现在这场争论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这场争鸣不只是具体的学术观点的辨析，更是当前文史研究的学术理念之争，反映出当前学术范式的某种转向。传统文学史上，“宗经”观念发生很大的影响，经典滋润并规范着后世的各体文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典的权威性遭到质疑和否定，经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消解了。因此，今天重新强调中国文学的一个本然的特征，当然是有意义的。 文学起源于神话，这是一个西方式的命题，与进化论相结合，百余年前传到中国并被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今天对诸如此类“以西释中”的模式进行检省，也是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个命题之所以能贯彻到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中，说明它与传统文学并非毫无契合度。国人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启发下，努力发掘过去被斥为“怪力乱神”的神话传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自己的文论传统对这些搬来的命题加以修正、改造和重释，正如黄霖先生所说，要“从世界性中抓住特殊点”，“从多元性中找出融合点”，而不是轻易地把20世纪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命题范畴抛弃了事。其实有些范畴命题也是抛弃不了的。比如“中国文学”一词，现在我们把诗、词、文、小说、戏曲纳入这个系统，在一本书里叙述。而在中国传统里，这五者从来就没有在一本书、一个系统里出现过。目录书里小说与诗文就归入不同门类；一个作家即使兼备各体，其文集也不会通通把它们包罗进去。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就不收《儒林外史》。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是依据现代的文学观念回溯传统，把传统里符合现代所谓“中国文学”内涵外延的成分挑剔出来？还是按照《论语》中那个“文学”概念的自然发展来框定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呢？依前者去做，有问题；依后者去做，有困难。正确的途径可能还是二者兼顾。过去强调的是趋同，甚至丧失自我地趋同，当然是失误；今天多强调的是别异，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否定各国文学存在共同性、相通性而执拗地别异，可能也会产生失误。文史研究的“去西方化”如何更理性、更稳健，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