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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美认为，因为有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法语语系文学（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所以就有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她一股脑把好几个问题都混到一起，甚至令批评者分析其毛病时，都感到棘手。一则，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等等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能被翻译成所谓“××语系文学”吗？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翻译。据我所知，国内的法语界并没有人把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翻译成“法语语系文学”，通常的翻译是“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意思是法国之外以法语为母语的作家创作的文学。史书美和王德威从来没有恰当地论证过用“英语语系”或“法语语系”来翻译的合理性，而以这个术语为基础的平移概念“华语语系文学”自然也没有扎实的基础，这个“名”的下面，只是一层薄薄的流沙。 因此，王德威在这个问题上的含混完全可能看成是一种症候性的表现。例如，他在《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一文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创作：“生在台北，长在马来西亚，就学、定居在英国的欧大旭，以及生在马来西亚，在英国求学，在南非定居的陈团英都曾获布克奖( The Booker Prize) 青睐；后者甚至是有‘亚洲布克奖’之称的曼氏大奖( 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的得主。他们的作品在严格定义下是英语语系文学的最佳示范。但如果我们将后夷民的论述带入华语语系讨论， 这些作家一样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此无他， 他们的英语写作延续了马来半岛的多重语言的传统，‘马来英语’也是相当数量的华人所灵活转换的日常语言。华夷交错的语言现象固然以英语呈现， 但在表达的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将语境华语化了。更重要的，这些作家是代表马来西亚写作，相对中国，他们原本就是夷，就是他者、外人。” 在这段话中，王德威急切地想把任何与“华”相关的东西统统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大框子，只要与华人或者汉语有关系。然而，不仅马来西亚的华裔有英语的创作，法语区的华裔也有法语的创作，西班牙语文化圈的华裔还有西语的创作，如果他的这个逻辑成立，“华语语系文学”不仅包括中文的写作，还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写作，这个“华语语系”可真成了无所不包的神奇语系，或者用世界语系来命名更加准确一些。于是这个“英语语系文学”的最佳示范又变成了“汉语语系文学”的示范，而且他当然也很清楚，并不解释一个写作是如何横跨两个语系的。 王德威试图用华语语系文学的大框架，把尽可能多的异质性因素都装进来，不是因为他不明白其中可能造成的混乱，而是他与史书美都有类似的目标：消解“中国性”，这可能是基于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他批评史书美不应与“中国”对抗，取而代之的方式是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国和边缘，这样无需激烈的对抗，中国性在“华语语系文学”的宏大框架下，自然就消解于无形。然而，他也不是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在《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一文中列举的关键词中，新加坡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无法绕过的关键问题。无论是林文庆还是邱菽园都扎根他乡，心怀故园。他所说的移民、遗民、夷民，本身都是相对性的概念，倘若没有那个“中国”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移民、遗民和夷民。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加一个后字，以所谓“后移民、后遗民和后夷民”的概念就能解决的。“中国文化在世界”和“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必然以复杂的方式不断纠缠下去，在变易和不易中延续其生生不息的命运。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产生体现了海外汉语文学界的焦虑心态，他们不希望继续作为中国文学之附属，面对中国文学这个庞然大物，他们要求主体性，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中国文学能够平等交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海外汉语文学不应被简单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小小的支流，它们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果，也是东南亚、北美、欧洲的文化之果，它们是多重文化杂交重生的产物，充满勃勃生机，有其独特的精血和灵魂。然而，这种基于价值的诉求不应影响科学和客观的学术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借他山之石，可以看看法语中对此是如何分类的。所有以法语写作的文学，分为三类：littérature francaise（法国文学）,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 littérature d’expression francaise（以法语写作的文学，也就是母语非法语的作家以法语写作的文学）。总体的分类可以看成两种，前两者都是法语为母语的作家的文学，后者是法语非母语的，而法语为母语的情况分为法国和法国以外的。参考这种分类方式，所有以汉语写作的文学也可以分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中国之外以汉语为母语的文学创作）、以汉语写作的文学（非汉语母语的作家的文学创作）。这种分类方式清楚明了，尽可能减少了交叉和含混，也更多的基于客观事实，尽可能少意识形态的考量。文学是一个充满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话和冲突的场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应该尽可能达成对客观事实的共识，只有清除了意识形态对客观事实认识的干扰，在这个场域中的对话者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各自的立场、观念和价值感。 “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不正之名，是潜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如何面对中国，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立场、认知和情感，但是不能让这种意识形态干扰了对事实的客观认识，也只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才能有真正的包容力。在正名之后，汉语文学的研究者才能更好地交流和交锋，才能在一起好好说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