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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独特所在 张江：《白鹿原》的成功，还缘于它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现实观照情怀。这也是陈忠实“寻找”的内容之一。作品表面上述说的是历史，但陈忠实对历史的处理，却是放置在对现实的思考和追问中进行的。由此暴露的不是艺术手法的高低，而是作家的情怀和胸襟。只有出于民族未来的“寻找”，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发现属于自己的伟大的“句子”。 周燕芬：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独一无二的，其巨大的独特性就潜藏在深厚的历史生活的描写之中。作家对世纪性文化矛盾的复杂呈现和深刻思考，与营构动态、开放和富有未来性的小说文本之间，形成了几近完满的艺术遇合与互动完成，《白鹿原》因此具有了丰富的阐释性而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阅读考验。 陈忠实写《白鹿原》，表现的是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关中乡村生活，但恰恰是对建国后发生的合作化运动以及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再思考，让他开始重新面对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内容，对即将进入自己小说的中国农民历史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陈忠实想要重新书写历史，重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也想重新寻找可以依靠的文化价值系统，重新来过意味着不能固守任何既成的思维定势，也意味着要将历史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都纳入到小说中来，这就使得《白鹿原》整体上处于一种思想艺术的放开状态，成为各种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冲突对决的战场。 对《白鹿原》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议来自于小说中的儒家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了研究《白鹿原》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陈忠实在他的长篇创作手记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儒家文化的思考文字，或许我可以理解为，一部《白鹿原》，陈忠实已经用小说的笔法把自己的儒家文化观写尽了，余下的是结论，这结论却是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结论。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发现并将其奉为《白鹿原》的主要思想资源，从大的时代氛围来看，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寻根思潮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回视，而从作家自身分析，陈忠实生长的陕西关中平原，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作家浸润其中，自身的文化性格也形成于此，以儒学为小说的思想之本，在陈忠实这里是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是作为小说的血肉构成了陈忠实笔下的历史生活，但我们分明读出了作家以此对话当代中国社会的强烈冲动，作家急切地想通过儒家文化由古至今的历史变迁，思考当下文化危机的由来，探寻民族救赎、人性复归的途径。这使得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白嘉轩和朱先生，成为文化标本式的文学形象，因而多被称之为“文化典型”，小说中的其他系列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带着文化象征的意味。一部《白鹿原》，从始至终回响着一个沉重的叩问，儒家文化能否真的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定海神针？在恪守儒家文化传统的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蕴含着陈忠实既有认同也不乏质疑的深刻思考，作家用文学的笔墨尽了修复的全力，然而并没有获取完全的文化自信，一部《白鹿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留给读者的是新旧文化惨烈撞击后的一片狼藉。《白鹿原》创作的发生得益于时代变革的机缘，也必然难以逃避文化价值分裂的历史宿命。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文化无解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思想高度，在通往未完成和未抵达的文学道路上，中国作家倘若不跨过这一“文化死穴”，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有理想价值和美学意义的文学家园。 陈忠实正是在迫切地“打开自己”的过程中，在一个多世纪风云际会的开阔视野中，去探寻那些根本性和超越性的启示。他最终用《白鹿原》回答了那个萦绕于心的重大命题，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反思，也实现了期待已久的艺术突破和自我超越。 张江：文学创作最难的是发现自己。很多作家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他可以是福克纳，可以是海明威，可以是莫言，就是不是他自己。这是一个作家最大的悲哀。陈忠实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作家对自我的“寻找”，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一切以功利为目的的短平快“捷径”，都是对自我的擦肩而过。陈忠实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甘于一辈子和清贫相伴，笃定决心要写出一部“垫棺作枕”的不朽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