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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尊汉赋是文学发展规律使然 两汉以“风”、“雅颂”、“比兴”推尊赋体的观念，显然与这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赋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必然会引导他们的创作诉求，但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两汉赋体推尊经历了一个由“立体”、“辨体”到“破体”，从而“尊体”的回环过程。赋本“六义”而出之，其初衷是“恻隐古诗之义”，强调“讽谏”主旨。至西汉时期，在诗教、言志功能的支撑下，赋家们积极向讽谏功能回归，赋体逐渐成熟、稳固，并在相互拟效中不断发展。与这一回环过程相对应，文体的推尊形成三种维度，即强调讽谏功能、雅正品格和诗化倾向。“赋之诗源说”的体、用二端论，不仅涉及赋作为文体的本源论，也强化了赋作为文体的“讽谏”功能论。但要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推许，取材雅颂，汲取《诗》的雅正品格是文体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辞与理的雅正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的元素的逸失，于是效法“比兴”、寄托情志使汉赋最终诗化。文体的推尊过程就是以此为中心，在这三个维度中周旋。这在后世词体的推尊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词的尊体之旨与赋体推尊维度相一致，不同的是词汲取了赋体推尊过程中的教训，重在以“比兴”义尊体。 另外，风、雅颂、比兴分别关涉赋作中的辞、理、情三元素。正确处理好风、雅颂、比兴在赋体中的表现形态，是文本中辞、理、情三元素理想结合的关键。汉人-在推尊赋体的过程中，对风、雅颂、比兴在赋体中的表现形态逐一做了尝试，成功之处在于有效地处理了辞、理、情的关系。祝尧在《古赋辨体》中指出，两汉赋体“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有情有辞，则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辞有理，则读之者有咏歌之遗音”，认为赋应当辞、理、情兼备，如若不然，则“或失之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乎何有？后代赋家之俳体是已。又或失之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咏歌之遗，而于丽乎何有？后代赋家之文体是已”，六朝骈赋、宋代文赋须效法汉赋作法，方得正宗。后代的古文选本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都大量地选入汉魏古赋，效赋作法，法赋辞章，在方苞“义法”之外，增入“情”与“辞”的因素，以矫正方苞古文板滞之弊，达到辞、理、情的理想结合，正是对赋的尊体范式的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14CZW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