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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素有以“宗经”而尊体的传统。但凡一种文体从民间走向正统，或是在创作过程中兴衰跌宕，由“宗经”以尊体的呼声总是不绝于耳。“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汉赋作为“古诗之流”，以《诗》的六义之一而单行，虽然在体与用中反复纠葛，但其在创作与批评过程中的尊体方法和革新态势，无疑具有鲜明的前导性。 汉赋宗经尊体具有多重方法 首先，赋的“诗源说”本质上就是推尊赋体。《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诗》的“六义”本没有什么价值高低之分，但在尊体的过程中，出现合集与悖离的情况。赋不但兼有比兴之义，还具涵风、雅颂之体，在不同时势下，汉代赋家对自己长期的创作体验加以总结，在创作以及赋学批评中，不断提升赋体自身的品格，以达到尊体的目的。 其次，西汉赋以“风”义尊体，自觉地以讽谏为己任。就赋题而言，孔臧《谏格虎赋》、东方朔《七谏》直言“谏”字；就赋序而言，“风”字出现的几率也远胜于后代，如扬雄《甘泉赋序》，“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等；就赋的内容而言，讽谏之意非常明确，如孔臧《蓼虫赋》：“季夏既望，暑往凉还。逍遥讽诵，遂历东园……惟非德义，不以为家。安逸无心，如禽兽何。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等；就赋学批评而言，西汉赋论家自觉地以赋作是否有讽谏内涵来衡量其优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等。西汉赋家的创作诉求明显是重“风”义，这种情况直到扬雄时期才出现转折。扬雄赋作的“风”义式微，走上了“劝”的道路，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赋是“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再者，班固、张衡以“雅颂”义尊体，形成“赋颂一体”意识。班固《两都赋序》谓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明确提出以“雅颂”尊赋体的观念。东汉赋家们在其赋作中广泛提及“雅颂”诉求，以“雅颂”义尊赋体，让赋体与颂体的功能趋向一致，归于雅正，赋、颂互称现象极为普遍。这样所形成的赋颂一体意识，虽然造就了赋体创作的兴盛，但也成了后来赋体强调“辨体”的原因。 东汉中叶以后，赋以“比兴”义尊体，而赋体诗化倾向明显。“雅颂”之音，在张衡时期达到极盛，但也于此时开始淡退。赋家们开始巧妙地利用一直潜滋暗长在赋体内部的“比兴”观念来推尊赋体，从而实现了赋体的新变。赋作由此前的取材“雅颂”转向了借物以抒发情志的“比兴”，“比兴寄托”成为赋体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汉赋因此出现主情的诗化倾向，实则是以“破体”来达到尊体的目的。以至后世出现了诗赋同题而各自成篇的现象，如曹丕就有《寡妇赋》《寡妇诗》，西晋张华写了《感婚赋》《感婚诗》，甘肃敦煌出土的《燕子赋》甚至出现两种体例：甲篇赋体，系四、六句式；乙篇为诗，五言歌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