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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也即是回答国语运动最初提出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在回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问题上的断裂。近年来，中国当代学人进一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上。 语言问题开拓现代文学研究新方法 关于中国现代语言问题，这些年来，国内外学人贡献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有的研究者借助语言本质“道器论”的理论眼光，着重考察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有的研究者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语言观念和文体试验，把精深的理论概括与细腻的文本分析相结合；有的研究者借助巴赫金的语言理论考察汉语形象与汉语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更新了现代文学的阐释框架；有的研究者则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入手，剖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这些不同的学术成果呈现了研究者对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多元思考。 如果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算起，回首遥望百年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语言的变化，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文学书写的正宗。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进程也是中国语言的现代建构过程。语言的变化从来都是渐进的过程，文言退潮与白话崛起绝非一蹴而就，双方经过了一系列的论争与较量。即便是白话自身也经过了一场又一场历史的淘洗，从“五四”的文言白话论战到30年代初的大众语论争，再到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每一次论争都牵涉语言问题。如白话语言和口语的关系如何？白话与方言的关系怎样？中国现代语言如何建立？它如何处理与古代文言、地方方言土语与域外语汇及语法的关系？除此之外，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也是一场全民族口语一致的普通话统一运动，即如何造就口语的标准？语音标准如何确立？词汇及语法如何规范？截至目前，人们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比较薄弱。 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回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的历史现场，就会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并非只是单一的语言学内部问题，它涉及文化、思想、制度、教育等诸多方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该把语言、文学与教育结合起来，尽力打破学界之前把三者相互分割的局面，尤其应该把语文教学纳入中国现代语言转型的文化场域中加以观照。中小学语文教学是国语运动推行者和新文学作家共享合谋的合法性“实验基地”，也是趋新与守旧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争夺交汇的“文化场域”。通过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编纂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领略到国语运动的理念如何通过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落实到国语教学实践活动中，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新文学进入语文教材的合法性和经典化过程。语文教学对于学生国语口语训练和作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既有效促进了语言运动提出的“国语统一”的目标，也加快了“国语的文学”这一目标的形成。不同领域的互相参证，可以大大拓展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视野，不至于使研究视域停留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境地。这些不同领域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对于解决某一具体的学术问题意义更为重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