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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开始用传记的笔调介绍胡安·达尔曼的家世、他的生活，接着交代他的灭顶之灾的开始，那是1939年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客观冷漠的讲述，煞有介事的时间记录，仿佛要读者相信，他所讲述的是确曾发生过的真事。达尔曼不慎蹭破了头，得了败血症，在病院里接受地狱式的折磨。接下来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复述这个故事了，因为说不清达尔曼动身前往南方的旅行究竟是他康复后所做出的真实举动，还是病床上的他游走在生死边缘时生发的幻梦，而这场幻梦或说噩梦很难判定是在文中的哪一处开始的，我们甚至可以把达尔曼的遭遇横祸和病院经历也当成是梦。 作者对达尔曼南方之旅的讲述，则采用了富有诗意的笔调，安排了多处让读者更觉迷惑的细节。达尔曼坐着出租马车离开了疗养院，他“带着幸福和些许昏眩的感觉认出了这个城市”——他是在做梦吗？在驶离都市渐行渐远的火车上，“他想道，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胡安·达尔曼？及至他下了火车，来到一家杂货铺，“进门后觉得店主面熟；后来才想起疗养院有个职员长得像他”，而店主居然认得他，叫他“达尔曼先生”——这是不是又在暗示，主人公仍然躺在病床上发高烧做胡梦？在故事的最后，达尔曼接受了粗鲁的好斗者发出的挑战，紧握着他并不善用的匕首走向决斗场——他究竟是怎么死的？这就由着读者去想象了，而读者要想象的大概是故事主人公的想象——假使这一切都是一个败血症患者的临终幻想的话。 要把故事的现实部分和虚幻部分绝对分清，是徒劳的，也有悖文学的游戏规则。关于这一点，奥地利小说理论家斯坦策尔在论述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时作了精彩的解说：“现代作家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本身已成为小说的一个主题。在虚构与现实的交界处与幻觉的游戏，为小说家提供了无须写论文便可进行哲学思考的独特机会。”怎能说博尔赫斯不是拉美作家呢？任何一部拉美文学史都不可能忽略他。在如何融梦幻于现实而不露痕迹的技巧方面，他用以《南方》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为后继的西班牙语作家树立了典范，也由此启发了新的审美习惯。他的同胞和弟子科塔萨尔把他的幻觉游戏继续玩下去，成为拉美文学史的又一座高峰。 如果说诸如《德意志安魂曲》和《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样的短篇算不上有代表性意义的拉美文学作品，因为它们的故事发生背景都不在拉丁美洲的话，那么《南方》可算是正宗的拉美文学了。故事中显得亲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街景、高乔人的形象和借着酒兴而起的决斗，无一不是独具阿根廷特色的题材。 我们或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南方》：在作者的心目中，城市——胡安·达尔曼久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文明，而达尔曼向往的南方平原则代表野蛮。文明总自认为是高于野蛮的，却也因“琐碎的事务”、极有规律的机械生活而使人冷漠和怯懦。达尔曼这个战死沙场的军人的后代，屈居于市立图书馆中从事凡庸的文职工作。文明鄙视野蛮，却时时意识到自己亦是脱胎于野蛮的，也时时渴望着回归到野蛮的命运轨道上来。在福音派教会牧师的家世和军人家世之间，达尔曼内心里更倾向于后者，“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像外祖父那样死于搏杀，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成了这位宅男时而有之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与隐藏在文明外表下的浪漫情怀和人的死亡本能联系在一起的。而达尔曼南方之旅的目的地——外祖父的家族传给他的产业，一座仅剩下空架子的庄园，成了一个隐喻：“他确信他在平原上的家在等他归去”。于是，这场梦幻之旅也就成了寻根之旅，通往死亡的旅程也就是返回自身根源的旅程，他在手握匕首迎向死亡的那一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现代文明是令人窒息的，却没有完全消灭掉文明人内心里的野蛮欲望，为了满足欲望，他不惜死去，哪怕是在濒死之际的梦境里，而对死去方式的自由选择，亦成为对循规蹈矩、充满羁绊的文明生活的反抗。在接受治疗的日子里，达尔曼听任自己被医生摆布，他“恨透了自己，他恨自己的身份，恨自己身体的需要，恨他受到的侮辱”。而在走向决斗场时，“他感觉到，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终于可以摆脱掉医疗系统的控制，以自甘选择的方式死去。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中，呈现出人物的双重命运：病床上的达尔曼如文明的庸人一般死去，梦幻中的达尔曼则终于实现那不切实际的理想，战胜了庸俗与怯懦，成了悲剧英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