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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式文学史的书写以时间跳跃的方式进行,人为造成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空白期。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这种研究只提供了时间维度,而缺少了空间维度。 相较诗文而言,通俗文学的空间问题更为突出。以诗文为代表的雅文学历来被视为文学的正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地域空间的分布上更为广泛和普遍。通俗文学尽管从思想观念及文本形态上来说,属于大众文学,但它的空间属性更强。通俗文学通常以商业形态存在,没有足够的读者、观众构成的文学消费市场,就无法生存。通俗文学发展成熟并达到兴盛是在宋元时期,较之诗文等雅文学在时间上要晚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因素的制约。 商业性使通俗文学的分布更为集中,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人们谈到,宋元话本小说,基本集中在北宋的汴京与南宋的临安。不少作品在这里产生、流传,文本自身呈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向更为广阔的地区传播延伸,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如《儿女英雄传》、《歧路灯》、《海上花列传》等。戏曲也是如此,杂剧的兴起是在北方,南戏的兴起是在南方。后来由于人员流动与文化交流,发生了基于地域色彩基础上的深层变革,出现南北曲合套等现象。因此,探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空间维度不可或缺。 白话特别是方言的使用使通俗文学的创作、接受与传播往往限定于某一方言区,这在戏曲、说唱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些剧种、曲种仅在县、乡等很小的地域范围内流传,即便是影响较大的剧种、曲种,也受到地域限制,昆曲在北方的流传就远不及南方普遍,秦腔在南方也无法流行起来。方言的使用使通俗文学变成事实上的地域文学。 空间维度更能反映文学史全貌 就文学实际的存在形态来看,它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进行的。时间是不可见的,从来都是以空间的变迁来体现;而空间也从来都不是静止的,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呈现出来的景观。文学的发展演进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某个时期会是文学史上的特殊时期或繁盛时期,某个时期则会是文学史上的平庸时期或暗淡时期。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是如此,在一个时期,某个地区会出现大作家和经典之作,其影响会以空间辐射的形式向周围蔓延,而更多的地区则是影响的接受区而非辐射区。历代王朝的京都通常都是文学的中心区域,不仅高水准的作家在此聚集,而且很多文学现象和事件也往往发生在这些地方。不了解文学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特点,就难以了解文学发展的真实形态。 人们以往在探讨文学史时,虽然以时间为主线,但还是参照使用了空间这一维度。近年来,学界对家族、地域、性别等角度的探讨越来越重视,比如从江南文化、江南世家、江南闺阁等视角对小说、戏曲进行研究,更有一些研究者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这是可喜的进展。 以古代小说研究而言,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有邱昌员的《晋唐两宋江西小说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唐宏峰的《旅行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旅行叙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艳茹等的《佛教寺院与唐代小说》(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张袁月的《晚清吴地小说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特别是孙逊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14年版),该书已出版4种,即谢昆芩的《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刘方的《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蒋朝军的《扬州与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邓大情的《广州与上海: 近代小说中的商业都会》。这些著述对西安、洛阳、开封、杭州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重要城市与文学,特别是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从空间维度进行了新的解读。 不过就总体研究状况而言,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空间维度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空间因素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和补充,未能与时间维度并重,空间维度的研究还没有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没有被充分应用到文学史的书写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