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文学理论”观念的转向，作者将“理论”、“后理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三个具有谱系性的概念范畴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指出：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理论”，谈论的多是哲学、社会学、符号学、阐释学、现象学、生态学之类问题，实际上已是文化研究。近些年来出现的所谓“后理论”，则不过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的进一步衍化，其区别只在于“理论”关注的是宏大社会现象，“后理论”关注的是琐屑叙事。对此“转向”，作者一方面高度肯定其“对于以往不同学科、专业之间，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是一次反拨”，有着“通往对话、交流、沟通、合作、综合、民主、开放、多元、宽松、和谐等当今时代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已与“文学”不相干的“理论”与“后理论”，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关于“文化政治”，作者抓住的具有“转向”性的“谱系性”范畴是“社会政治”与“文化政治”，以及衍生性的“阶级政治”与“后阶级政治”、“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实践政治”与“审美政治”等等，认为“转向”之后的“文化政治”，虽缘其不再像“社会政治”那样注重与国家、政党、阶级相关的社会权力关系，有着消解宏大历史叙事的不足，但对与性、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地域有关的文化权力关系的重视，自有其切近人类当今社会现实的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是今天文化研究取得的重要学术进展和理论成果”。其中，对人本身的更多体贴与担当，对人间化、草根化的日常生活的更多关注，亦与原本即具“人学”性的文学及文学理论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 关于“症候解读”，作者将阿尔都塞、马舍雷、卡勒的见解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这几位学者的思想中，“症候解读”理论像一条红线一以贯之，但又先后有别，转向明显。阿尔都塞关注的尚是一般文本，注重探讨的尚是阅读与批评的一般规律；马舍雷则将其引向文学领域，用之于文学批评，以及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卡勒在“症候解读”基础上提出的“表征性解释”，关注的则是文化研究，体现的是文学研究“向外转”的历史主义趋向。对此转向，作者的看法是：有时虽难免“过度阐释”之弊，但“从文本所暴露的‘症候’着眼，从其不可见、不可言、不可知之处看出漏洞、抓住破绽，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解读”方式，大大拓展了文本解读的生产性空间，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艺术生产论”基础上的重大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