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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请救救我！” 鲁迅及其文学几乎是大江先生每一次与我们见面时都必会谈及的话题，在大江先生于2009年1月中旬访华交流期间，有关鲁迅的活动照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此访几乎都是围绕鲁迅及其文学而安排的。 2009年1月16日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将大江先生接上汽车后，先生刚在后排落座，就用急切的口吻述说起来：在接到中方邀请访华的函件之前就已经在与夫人商量，由于目前已陷入抑郁乃至悲伤的状态，无法将当前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死》续写下去，想要到北京去找许金龙先生和陈众议先生，找莫言先生和铁凝先生等老朋友们相聚，自己的心情或许会好起来；到北京后还要去鲁迅博物馆汲取力量，这样才能振作起来，继续把《水死》写下去…… 当大江先生发现众议和我为这种意外变化而吃惊的表情后，便放慢语速仔细告诉我们，之所以无法继续写作《水死》，是遇到了几个让自己陷入悲伤、自责和抑郁的意外情况。其中，市民和平运动组织九条会发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于2008年12月7日去世——这个噩耗带来的打击太大了！这既是日本和平运动的巨大损失，也是日本文坛的巨大损失，同时还使得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倾心信赖和倚重的师友。比较直接的，是写作《水死》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文献意外缺失，因而《水死》几乎已经无法再写下去了。在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自己想到了鲁迅，想到要来北京向鲁迅先生寻求力量…… 带着这些悲伤、自责和抑郁访华后发表的、题为《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的专栏文章里，大江先生是这样表达自己心境的： 在随后访问的鲁迅旧居所在的博物馆内，我在瞻仰整理和保存都很妥善的鲁迅藏书和一部分手稿时，紧接着前面那句的下一节文章便浮现而出——“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我仿佛往来于自己从青春至老年这不同时期对鲁迅体验的各种切实的感受之间。而且，我还在思考有关今后并不很远的终点，我将会挨近这两个“虚妄”中的哪一方生活下去呢？ 其实，早在到达北京的翌日凌晨，大江先生很早就睁开了睡眼，站在国际饭店临街的窗前看着楼下的长安街。橙黄色街灯照耀下的长安街空空荡荡，遥远而黑暗的天际却染上些微棕黄，然后便是粉色的红晕，再后来，只见太阳的顶部跃然而出，将天际的棕黄和粉色一概染为红艳艳的深红。怔怔地面对着华北大平原刚刚探出顶部的这轮朝阳，大江先生神思恍惚地突然出声说道：“鲁迅先生，请救救我！”当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及其语义时，大江先生不禁打了个寒噤，浑身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天傍晚，他在对莫言和铁凝这两位老朋友说起此事时表示：“……在眺望太阳这一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祷着：鲁迅先生，请救救我！至于能否得到鲁迅先生的救助，我还不知道。” 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江先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位于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大门后，随行摄影师安排一行人在鲁迅先生大理石坐像前合影留念，及至大家横排成列后，原本应在坐像正面中间位置的大江先生却不见了踪影，大家转身寻找时，却发现这位老作家正埋头蹲在坐像右侧底部泪流满面……其后在孙郁馆长、陈众议所长等人陪同下参观鲁迅先生的书简手稿时，大江先生戴上手套接过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第一份手稿默默地低头观看，很快便将手稿仔细放回封套内，却不肯接过孙郁馆长递来的第二份手稿，独自默默低垂着脑袋快步走出了手稿库。 当天深夜1点30分，住在大江先生隔壁的我的房门下塞入一封信函，用“北京国际饭店”的信纸拟就的内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要为自己在鲁迅博物馆里显现出的‘怪异’行为而道歉。在观看鲁迅信函之时（虽然得到手套，双手尽管戴上了手套），我也只是捧着信纸的两侧，并没有触碰其他地方。我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在观看信函时，泪水渗了出来，我担心滴落在为我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纸上，便只看了为我从盒子里取出的那两页，没有再看其他信函。请代我向孙郁先生表示歉意。”在后来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时，大江先生表示泪水完全模糊了双眼，根本无法看清信纸上的文字，既担心抬头后会被发现流泪而引发大家为其担忧，又担心在低头状态下那泪水若滴落在信纸上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继续看下去，自己一定会痛哭流涕，只好狠下心来辜负孙郁先生的美意……在回饭店的汽车上，大江先生嘶哑着嗓音告诉我：许先生，请你放心，刚才我在鲁迅博物馆里已经对鲁迅先生作了保证，保证自己不再沉沦下去，我要振作起来，把《水死》继续写下去。而且，我也确实从鲁迅先生那里汲取了力量，回国后确实能够把《水死》写下去了。 时隔整整十一个月后的2009年12月17日，长篇小说《水死》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翌年（2010年）2月5日，讲谈社印制同名小说《水死》第三版。该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在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希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所译大江健三郎作品《别了，我的书》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