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树功的《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部中国气派的古代文学原理研究力作。之所以如此定位，不仅因为该书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作家文人的才情气禀、文才的独到性能，论述了作家文人的素养系统——学识法度与道德人格修为，而且还细致论述了才情通过神思向创作的落实以及文才的涵养。所论全面系统，所言凿凿有据，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原理性总结，而且对当代文学中一些模糊认识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对于当代文学艺术事业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该书对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的解决窥其一斑。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作家？才是性之偏宜，对应着千差万别的性能潜力，但只有才情出类拔萃者方可进入文学艺术殿堂。这个“才情”就是主体天性于其性情所彰显的一种独到潜质：深情感发、厚意察识。 为了说明这一论断，作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就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关于主体素养的论述来看，才情是诸般素养之中的不可或缺者；就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有关创作圆成境界与审美要素的论述来看，才情同样不可或缺；就诗人与学者身份的认知来看，彼此的差异正在于才情。从刘知几的才学识论、叶燮的才胆识力论，至钱大昕《春星草堂诗集序》鉴于才学识这一源自史学的美学尺度存在一定缺陷，而专门提出的“才学识情”标准，才情作为作家主体素养根基的认知一步步走向明晰。这个标准在传统的“才学识”说上增加了“情”。 本来，以才、情、学、识论主体素养在明人之中已经开始流行，但钱大昕在学者、文人纷纭其说的时代翻唱“老调”，却起到了廓清迷雾的作用。他释情为“境往神留，语近意深”：“境往神留”指向作者的审美感知纤微、深入、持久，且能领会其要，代表了一种独到性情；“语近意深”指向能创作出难以穷尽的意味，代表了达情的能力。学识与才情相较，他又得出了以下结论：“有才而无情，不可谓之真才；有才情而无学识，不可谓之大才。尚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难其人。”含味其意，有才情无学识，虽然未必定成大才，起码具备成为文学之士的潜质；但有才而无情，则其所具备的才就不是真正的文学之才，所以叫做“非真才”。钱大昕的“四长”说是对一般文人、学者身份辨析的超越，严格讲来，二者的区分不在其身份，而在于彼此是否具备才情。 综上所论，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就文学主体素养而言必融会才情，就文学创作的圆成之境与构成要素而言必绮合才情，就文学之士与学者的身份区划标尺而言必定位于才情，就文学创作体调的形成与创新而言必依赖于才情，才情因此就是才的审美之维——人皆有其才，但惟有富于才情者方成文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