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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支插曲” 汤君 研究词学期间，您还完成了其他三部专著，您把它们形容为“三支插曲”，可以介绍一下吗？ 谢桃坊 这三支插曲，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因为学术转移而完成的。第一支插曲是《苏轼诗研究》。关于苏轼的评价，建国以来基本上把他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新时期刚刚到来，四川成立了苏轼研究学会。我发现，关于苏轼诗歌的研究，还没有一部学术专著。可是要把苏轼二千七百多首诗看作一个艺术体系，整体去把握便很不容易。其实在苏轼的著作中，表现他思想与情感最真实和最深刻的是诗歌，它突出的主题是以随遇而安、处逆为顺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同险恶的政治环境相斗争。他富于理性和智慧，展示了丰富的人格，体现了自北宋以来中华民族的一种新的文化性格。我写得比较薄弱的是苏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草率了一些。且遗憾的是，这本书应该写苏轼的诗学思想，但当时忽略了。最近我完成了一篇文章《苏轼诗学思想的意义》，算是把这个缺憾弥补起来了。但总体上说，也算是第一本关于苏轼诗研究的著作吧。 汤君 我记得您撰写《敦煌文化寻绎》的那个夏天，您狭小的客厅里摆了一把椅子，上面堆了几十本敦煌学著作。您对我说：“嗯，别看这是一部通俗的小书，要把它写好，还真不容易，得全力以赴！”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很受教育！ 谢桃坊 那是偶然的插曲。2006年夏季，有一天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去，与编辑王华光闲谈。他恰好在编一套《失落文明》丛书，我们就谈到敦煌文化也是失落的文明。没有多久，他就约我写这本书，说你对敦煌学有客观的看法，而且这书是比较通俗的，找你来写最合适。我就答应了。在这部书里，我想重点介绍敦煌的文献，其中除了一大半佛经外，其他文献也很宝贵。这些敦煌文献藏在莫高窟，谁藏的？是什么性质？前人有说是佛教徒藏的，是佛家的文献，也有人说是废纸。我写成《敦煌藏经洞之沙州都督府文献》一文，在《文献》发表了，认为是沙州都督府文献。这是一种新的说法，是我写这本书时发表的唯一文章，也自成一说。汉唐时代对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军在西域战争的胜利以及归义军使汉民族在边陲的政权长期存在，这些都使我不禁为我们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感动和自豪。而中国学者为搜集、抄录和研究敦煌文献时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他们为争取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在中国而具有的崇高学术使命感，也令我肃然起敬！ 汤君 您的《中国市民文学史》也是这样，有一种情感流淌其中，很有感染力。 谢桃坊 1989年，我决定写一部中国市民文学史。那时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兴起，琼瑶小说、武侠小说纷纭而起，还真像市民文学再度兴起。为了论证市民文学的历史范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日本和美国学者的经济史名著。为了辨析哪些是宋人话本，哪些是明代拟话本，我把二十多种话本一一读完。为了谈明清艳情小说，我又把几十部艳情小说读完。其他还有明清的民歌和时调小曲、凤阳花鼓词、白话青楼小说等等，每一个题材都几乎是浩若烟海，故历时七载，才得完稿。这部书我依然采取了简洁、流畅、平实和富于感情的写法，然而后来一些年轻学者却告诉我他们读到了一种冷峻和深刻。我对文学史的写作，意在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上去努力逼近文学的真实，以简明、精要为尚，争取体现出时代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水平。我仅对中国市民文学的发展过程作了大致的描述，对典型的文学样式作了重点论述，这开拓了新课题。这本书最能表现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积极意义和最富生命活力的一面的认识。我的许多友人和读者正是因此而受到感动并喜爱这部著作的。1997年付梓以来，已经出了第3版。当然，我对中国市民文学的研究还是有一些遗憾的，这有俟高明进一步弥补。 汤君 您的插曲其实还有《成都的客家人》和《成都沙河客家人的变迁》两种客家学著作。我觉得，您的这些插曲与词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纯粹地学理探求，而是更倾向于掘发中国文化的精神。 谢桃坊 您的感觉是对的，但我并不是先设定某种观念，而是从研究中去探求某种文化精神。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出现一两支美好的插曲，会使个体生命增加耀眼的光彩，令人难以忘却。治学亦是如此。我永远珍惜人生的插曲，也永远珍惜治学中的插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