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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提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而不是肤浅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对生活的乐观与积极态度：庸人能够接受浅薄的欢欣与泡沫般的繁荣，却不敢面对生活中那些惨淡的真相，或者在一旦发现生活阴暗的一面之后变得愤恨、怨毒和虚无。而真正的英雄即便认识到生活并非如同伊甸园般美好后，依然要热爱与拥抱生活。那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什么是生活的问题。 生活无疑是一个既包含历史性又有着鲜明现实意义的范畴。揆诸新中国以来的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主义中国早期，有一个短暂的“新生活”时代，这个“新生活”与中华民国政府1934年开始推行的带有现代性国民教育性质的“新生活运动”有所区别，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文学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中扮演着历史想象与政治想象、塑造新人与建构新文化的重要角色。在这个社会主义新生活阶段，个体与集体之间构成了一种和谐合一的结构关系，“三红一创”以及《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革命英雄传奇形成了一种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选择与历史选择、个人生活与时代生活同构的表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为时不长的“新生活的光辉”之后，作为理想形象的“新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版图中日益稀缺，而文学中的生活则呈现出单向度的风貌。体现为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之间发生了断裂，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产生了隔阂，肉身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后者往往被视为具有压抑性质的存在，逐渐退隐到文本之外。可以说，生活本身发生了内部的裂变，存在主义式的生活大行其道，而理想主义的生活被视为乌托邦甚或踪迹不见。 存在主义式的生活体现为：一种是“生活”淹没了“人”。生活成为文学中的一种笼罩性的氛围、情绪、环境，并且是如同黏稠的淤泥一般，让人泥足不前。它表现为生活的乏味与庸常，身处其中的人大多数带着猥琐、阴暗、卑劣、邪恶的精神暗疾，即便没有如此，也更多地沉浸在一地鸡毛的“生活流”中拖曳残喘。这是主体的退缩与外部世界的强大，精神的生活不复存在，而诗与远方因为被滥用而污名化，成为矫情与虚伪的代名词。这可以说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历史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人的退缩，而作为自在物的人：生物学以上的自然人的再次登场。当生活中的“人”矮化乃至消隐之后，生活本身就成了混乱不堪的无意义行动集合。这个时候传统的文学表现方式如摹仿、再现等就难以从总体上把握生活了，正如叙述者不一定等同于作者，文学生活也并不必然等同于现实生活本身，如果照猫画虎、追影摩声，显然文学还不如各种新兴便捷的新媒体更具有时效性和覆盖面。 另一种则是二手生活替代了原生生活。作家的主体意识往往在不自觉中被媒体所构建的景观与符号所左右，跟随着流行的话语，将日常生活树立为某种诗意的对立面，让两者互相伤害。媒体化的生活话语一方面化约极简，另一方面武断专横，它以其片面性塑造出一副超出于日常体验的夸张性，这种夸张性极大程度上扭曲了作为原初经验的生活的多样性。这样一来，在我们时代流行的具有中产阶级美学趣味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存在着极大的盲区，可见的生活往往是被媒介过滤了的二手生活。二手生活让人感到不满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在文学表现中可见的生活之外，很大部分是无视的生活，比如，在中产阶级美学之外的最底层和最高层的生活，都是不可见的。它的危险之处是很容易使得某种特殊性替代了总体性；另一方面在书写那些可见的局部生活的时候缺乏总体性的视野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把握，而使得生活成为一种纯粹日常经验，而忽略了生活背后决定性的社会结构。出于反拨前一个阶段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生活形象的写作，往往重复了它所反对的对象的逻辑，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看到媒体乐意呈现的阴暗、破碎与无望的另类生活就是一个例子，这固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并非生活的全部，我们不能从阳光普照的光鲜掉过头去直奔凋零狭窄的暗角——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时代生活的复杂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