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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碎片和历史的废墟上思考”： 经验及其讲述方式 库切是典型的学院作家，走的是二战后美国作家所常见选择的道路：进入大学教书，既是小说作者也是精英读者，有时还会兼职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某些时刻，他的批评文章远比小说更显坦率，更有耐心，更为精彩。他的学术文字和小说家言构成了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本雅明、贝克特、布罗茨基等人的阅读体悟，会直接体现在他的虚构作品之中。在亚非文学的视野里，他的作品大多都是站在“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越过“第二世界”，直接从“第一世界”寻找资源的结果。库切自由出入于欧美前辈大师搭建的世界之中，少见哈罗德·布鲁姆定义的“影响的焦虑”之流。他重写、改写、反写、拟写《鞑靼人沙漠》《群魔》《鲁滨逊漂流记》《神曲》《七武士》等经典之作，在解构/重构经典之作之余，施展他所意识到的“历史的狡黠手段”。 在库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建立在审慎的怀疑论基础上的知性的诚实。在他的笔下，即便是充满抚慰意味的乌托邦，也不过是历史乱流中那些隐秘的、碎片状、充满创伤记忆的边缘之地，制度野蛮性、语言多意性和能指多可能性的另类表达，直指哈耶克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作为一个出生在南非的阿非利勘人（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种族集团之一）、用英语写作的前殖民地作家，复杂的文化认同和流离失所的位移姿态，使得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与一个分裂的、论辩性的自我战斗的过程。竹内好在讨论鲁迅时，用一种启示录式的语言，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两间余一卒”立场的内在痛苦，“与自身中产生的‘阿Q’”的永恒战斗：“他是论争者。他通过论争，与在他之外、被他自己外化的东西进行论辩。这种论辩的场合也就是他表现自己的场合”；“他不断地从生成自己的基础上涌现出来，而涌现出来的他常常就是他本身。”通过一种将包括自我在内的整个世界对象化的方式，库切对于“离散”状态既有一种切身的创伤感受，又对其有一种拉开距离的“隐喻式”的把握，虚无但不乡愿，后撤却从来不曾妥协。库切的小说在后现代主义面上追寻自由实则保守退缩的文化政治状态，与反殖民、反暴力、批判强权的激进立场之间，建构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冲突，不断交锋，同时又互为背书，互相寄生。 库切坚持探索和实验，很少自我重复，不断寻找叙事的可能与边界。他的每一部作品均有新的尝试，但又并非那种盲目的创新，只是在文本内部寻找与表达内容相配合的格式与语调。他的新著《耶稣的校园时光》“退缩到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觉得只有在那儿他才能把握自己”，于平地起高楼，没有时代，没有实地，人物的记忆被删除，身份被篡改，用隐忍不发的、消除了一切华丽修饰和南非印记的语言，讲述一个一切激情均被压抑的反乌托邦故事，读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冰冷的、“无历史的”、叔本华所不懈探索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于沉郁顿挫的整体文风之外，库切总要写出隔绝在历史的幽暗之处、虽微弱但仍对整个世界释放善意的一抹亮色。严肃阴郁的写作中，偶有灵光一闪的诗意抒情。毕竟，在无信仰者的人群中，诗歌可以取代信仰。这些“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鲁迅语），使得他的作品没有滑向“存在即合理”的虚无泥淖，总有内容指向情感升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生机勃勃、杂色错综的结尾，将无比壮阔的非洲大地演化成了人的忧患、窘迫、压抑得以净化的福地，远遁宇宙洪荒未起之时，不再“纠结”，且听天籁，充满了“天道渺远、人如朝露”的清新气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