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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寓文学:古代文学研究新视角——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李永杰 参加讨论

    近年来,伴随着文学地域性研究的热潮,流寓文学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从流寓角度来考察作家作品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详细了解了当前流寓文学的研究现状。
     
    “流寓”不等于“贬谪”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起“流寓”,人们往往将之与“贬谪”相关联,认为二者含义基本相同。您是如何理解“流寓”这一概念的?
    蒋寅:我是不赞成将流寓文学研究等同于贬谪文学研究的。“流寓”的“流”应该是“流动”,流放只是流寓的一种形式。从词源来考察,《说文》:“寓,寄也。”就是寄居之义。先秦文献中已将失去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称作“寓公”,见《礼记·郊特牲》:“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后来凡流亡寄居他乡或别国的官僚、士绅等都称“寓公”。唐权德舆《金紫光禄大夫司农卿邵州长史李公墓志铭》有云:“时刘展阻命,东方愁扰,闾里制于萑蒲,守臣化为寓公。”宋范成大《东山渡湖》诗云:“吾生盖头乏片瓦,到处漂摇称寓公。”即其例。至于用作动词的“流寓”概念,则见于《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周书·庾信传》也有“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的说法。到唐代,杜甫《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云:“流寓理岂惬,穷愁醉不醒。”所以,流寓还是以概称迁移、寄居异乡为宜,不能直接等同于流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流寓文学在题材选择、内容呈现、情感抒发等方面有何特征?
    蒋寅:我曾撰文谈到流寓文学的基本主题大体包括“虽信美而非吾土”的不适感(以王粲《登楼赋》为代表)、新鲜感(比如苏东坡黄州诗)、融入感(如杜牧扬州诗)及对寄居地民情风物的书写等。从理论上说,流寓生活一定会带来新的生活体验,改变作家的创作风貌,尤其是古代社会晚期,文学中的情感经验和题材、意象日趋成熟,居住环境的改变是触发作家感性和艺术表现更新的重要契机,对于创作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具体到个人经历就难说了,未必是作者愿意选择的经历,像清初东北流人滞留宁古塔的生活,恐怕是任何作家也不希望落到自己身上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流寓文人给流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蒋寅:根据地域的不同,流寓文人给寄居地带来的具体影响也不同,但同样都有提升其文化品位的意义。对边疆穷荒之地来说,流寓文人常是推动文化开发和发展的动力,唐代郑虔贬台州,柳宗元贬柳州,宋代苏东坡贬海南,都成为当地的人文始祖。而清代王渔洋仕宦扬州,歌咏当地名胜,更提升了扬州的文化品位,一句“绿杨城郭是扬州”唤起人们多少美好的憧憬!
    反思和推广地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流寓文学是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您的这一论断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请您简要介绍这其中的内涵。
    蒋寅:近十年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将文学视为发生在一定空间场域中的现象,成为考察文学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但在越来越热的地域文学研究中隐伏着一个常让人困惑的问题,即如何定义人与地域的关系:作家的籍贯或与出生地不符,他们童年成长的经历也许与籍贯无关,而成年后的生活场域又与籍贯相疏离——官人任职必须回避桑梓,游幕课馆又往往远走他乡,行商贸易则处在更经常性的流动中,与任何地域都没有稳定的关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根据一个人的籍贯来谈论其地域性呢,还是根据他的生活经历来谈论地域性呢?周亮工籍贯河南祥符,但生于金陵殁于金陵;余怀是福建莆田人,可他也同样生长在金陵,久居于此,晚年终老于苏州。这两位先贤与金陵的关系,远比我这样的籍贯为南京而实际只在此负笈三年的人更为真实和长久。所以我认为流寓相比籍贯来说,是人与地域的一种更真实的关系,它在文学中留下的地域痕迹也比籍贯要更深,当流寓者怀着不适感,固然会对寄居地的环境产生独特的认识,像贾谊对长沙的印象;但当流寓者以好奇和欣赏的态度审视他乡异地的风俗民情时,那种新鲜感表现于文学,又会带有生动的印迹,让当地人感到惊奇,产生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冲动。流寓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思和推广是如此重要,以致历史上人们处理人和地域的关系时,很早就本着一种很实际的态度:籍贯固然是基本依据,但流寓也是重要的参照系。
    所以从宋代开始,方志中便收入流寓人物,后来郡邑类总集或诗话也收录流寓作家。今天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流寓文学也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怎么能想象,我们读一部绍兴文学史,有陆游、鲁迅,而没有王羲之和兰亭集会;或者读一部扬州文学史,有张若虚而没有王士禛。那样的文学史将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说,地域文学史区别于文学通史的特性,不在于只论述出生于某个地域的作家,而在于说明文学在某个地域的发生和发展,说明历代文学活动与这个地域的关系,以此呈现文学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区域特色。这也正是地域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
    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延伸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流寓文学研究现状如何,学界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研究前景如何?
    蒋寅:201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与广东海洋大学共同举办了“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学术研讨会”,由于流寓文学毕竟是较新的研究视角,这个会议可以说是一个粗浅的探索和良好的开端;2014年11月两家单位又合作举办了“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暨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和学术深度上有所提升。
    张学松教授主持的广东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中心”多年来持之以恒地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已出版《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学研究》一书,又创办了《流寓文化研究》辑刊,这对流寓文学和文化研究是个有力的推动。
    另外,学术期刊近两年发表的论文还有宋展云《汉末荆州流寓士人学术文化与文学考论》、薛正昌《流寓文学:明代宁夏流寓群体生存空间转换的文化结晶——以明代〈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宁夏志〉为例》、董晓慧《清代东北流寓文学简论》、周录祥《论金和的流寓诗及其价值》,学位论文有张婷婷《北朝后期流寓文学研究》等,可见流寓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正在引起学界的关注,相信相关研究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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