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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技巧的革新与挑战 钟志清：纵观你这些年的文学作品，你经常致力于一种技巧的革新。2002年你发表《爱与黑暗的故事》后，曾经一度钟情于短篇小说和寓言故事，你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奥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作家在创作生涯之初通常以写短篇小说为主，之后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我则以另一种方式加以改变。最早写《胡狼嗥叫的地方》等短篇，而后多年写长篇，如今又回到短篇，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想做一个比喻：我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经常会带上五六件行李，突然间只带一两件，这就是短篇小说。我写长篇时，就像在写我们的交谈时又写到了楼下的交通和背景音乐；而书写短篇时可能只用一个调羹、一块方糖就够了，但是在选择哪件器皿时我得格外小心。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挑战，我喜欢这种挑战。 钟志清：最近读了你的文论集《故事开始了》，你谈到了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的开端。我本人最初也是被《我的米海尔》的开头所吸引。请谈谈开头对于创作的意义。 奥兹：我在写作品的第一句话、第一个段落、第一个场景时确实花费了很多心思，就像制作音乐片，第一首歌、第一个音符十分重要。如何开始一个故事，那是一种音乐式的决定，而不是文学式的决定。我十分欣赏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开端，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雅科夫·沙伯泰的短篇小说集《佩雷茨大叔》的开头也很精彩：佩雷茨大叔不再是佩雷茨大叔，而是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我有时不是先写开端，而是先写片段。 钟志清：《我的米海尔》是你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乍看之下，这部具有强烈抒情气息的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描写的是两个以色列年轻人的爱情悲剧；但实际上，它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而是透过女性与家庭的书写，展现出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社会生活与国族政治，而女主人公形象本身更带有摒弃社会道德规范、打破政治与情欲禁锢的反国族政治特征。 奥兹：你的理解没有问题，任何评论家和读者都有其独立的见解。我在构思《我的米海尔》这本书时，只想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情感与家庭生活，写男人和女人，并没有想过多地渲染其外部环境，比如以色列的生存环境、阿拉伯人和历史压力等等。但是随着小说中人物的发展与情节的展开，与之相关的描写也被带动起来，比如阿拉伯人对女主人公汉娜的神秘吸引，以色列人对未来的焦虑与不安。但是人物是在“行李”到来之前就已经出现。 钟志清：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著名的书评人梁文道先生曾经引用伊茨哈克·拉奥的话，说这部作品只写了欧洲犹太人，鲜少涉猎东方犹太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奥兹：我知道拉奥那篇富有力度的批评文章，说这部作品岂能被称作包罗万象的犹太历史，我认为他绝对正确。因为任何一位作家，即使最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写尽各种人生体验，即使是托尔斯泰也不可能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尽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对我来说，也不可能在一部小说中做到这一点。作家只能写他自己最为了解的东西，但不同背景的读者，如欧洲犹太人、北非犹太人、伊拉克犹太人可以对作品作出不同的诠释。如果拉奥说，你这部小说为什么不写电视的发明，他绝对正确。 钟志清：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体裁的界定，一直比较模糊，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自传，你自己怎样界定？你是在书写家庭悲剧吗？ 奥兹：在我出生并度过孩童时代的耶路撒冷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有一位名叫马路瓦赫的邮差，他从来不拆看别人的信件，但有个奇怪的习惯，他喜欢在信封外面给我们留条儿。有时他写：“不要相信英国人告诉你的话。”有时候也写：“你们对孩子太悲观了，你们不帮他们。”或者会写：“你们的衣服已经在外面晾了三天了”，鸽子已经如何如何。 在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那些年，我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马路瓦赫先生。我感觉那本书确实是我父母写给家族未出生的孩子们的，也是我祖父母写给他们未曾谋面的我的孙辈们的，是前代人写给未出生的一代人的。在路上，在信封的外面，我也会略微记下我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不管《爱与黑暗的故事》叫“自传”。主人公不是我，而是我父母，我父母的父母，我只是个配角。 在写书的时候，我也想抹去喜剧与悲剧的界限。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喜剧与悲剧是两个不同的星球。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终于认识到喜剧与悲剧不过是两扇不同的窗。通过这两扇不同的窗，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