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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学创作的不尽人意，表面原因之一是作家创作个性的放逐，深层根由则是创作风格的流失。我们知道，创作风格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经创作个性的有机整合后所显现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格调，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创作个性早已为作家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所浸润、渗透和点绘，同时又凝结和承载着作家的艺术修养和审美取向，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将创作个性有机转化为创作风格的作家，是一个视创作风格为生命的作家。歌德把创作风格看作“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黑格尔则将创作风格解释为“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个性的一些特点”。二人的论断殊途同归，既表明创作风格对于作品的成功和创作者的艺术成就至关重要，也表明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一样，不是每个作家都具有的，而是少数作家在其创作实践过程中将自己的创作个性见之于作品逐渐形成的，是主体个性、表现对象、表现方式和手段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生命和精神的体验方式，建立在这种体验方式基础上的创作个性经过积淀和升华，便递嬗为一种创作风格。 我国文学界对创作风格的关注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的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八种文章的创作风格作如下阐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对当时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进行点评：“徐干时有齐气”、“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是见诸于史书的关于创作风格的精辟见解。之后，陆机在曹丕论说的基础上提出创作风格多样化的观点，即“体有万殊”，认为作家有什么样的个性特点，创作就会相应地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中国古代文论中对风格论总结得比较系统而深刻的是南朝时期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专门论述了“体性”，在他看来“体”就是创作风格，“性”就是创作个性，认为“体性”是一个“因内而附外”的统一体。刘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启发了后世文学批评家对创作个性与创作风格关系的深入探究。明代李卓吾对二者关系做了比较严谨而生动的表达：“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这些均说明，创作个性是创作风格的灵魂和骨殖，创作风格是创作个性的延展和升华。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虽与创作个性密不可分，但更受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任何创作风格都毫无例外地要与作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发生联系。这些联系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多方面的，既影响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观，也影响作家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杜甫感时忧世的情怀和沉郁奇崛的诗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感和犀利、尖锐、冷峻的文风，都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的折射和反映。另外，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对作家创作风格也有所浸染。法国理论家丹纳把社会审美心理称作“精神气候”，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仿佛在各种才干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丹纳此言具有充分历史依据，古希腊雕塑艺术的繁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众多才华出众的文学艺术大师的出现，都是与特定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审美趋向分不开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与人们的社会心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礼记·乐记》写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亦是这样。也就是说“文变染乎世情”、“与世推移”的文化心理直接影响着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变迁。因此，作家创作风格是其创作个性的外在体现，而时代则是培育作家创作风格的深土厚壤。作家只有在把握时代发展走势、秉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追求创作个性对创作实践的影响，努力涵育自己的创作风格，才能卓然于作家群体之上，才能赢得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青睐。 反观当下的文学界，许多作家为了取悦市场和大众，忽视自己作为审美主体所具备的超脱、轻盈、澄明、纯粹的心境，逐步放弃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不仅直接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间接影响了读者审美趣味的提高。作为以问题为导向的21世纪的文学工作者，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启发作家淬炼创作个性与创作风格，引导作家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去观察社会体悟生活，用自己的独特方式书写作品言说故事，以丰赡充盈的创作个性和绚丽多姿的创作风格，将当代文学推向新的精神高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