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在谈到“史传传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学者们往往肯定其向中国文学中贯注的以实录为准则的求实精神，而把想象、虚构等因素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生长，看成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逐渐与历史叙事疏离的过程，而且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叙事文学受历史叙事的影响太大，因而其想象与虚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转换一下看待问题的角度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中存在的想象与虚构成分，并非是与汉语历史叙事完全异质的因素，相反，它们同样与汉语的历史叙事有着血缘关系，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叙事的影响与制约。 实际上，汉语的历史叙事并不拒绝想象与虚构。但是，作为历史叙事，其想象与虚构的着力点，同西方建立在本质主义文学观之上的写实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决定了深受“史传传统”影响的中国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成分也与西方文学存在很大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当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者用西方文学的标准去观察中国文学时，才会产生中国叙事文学尚处在幼稚阶段的结论。 在西方，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受此观念影响，近代以来研究汉语叙事的学者也常常把想象、虚构与抒情等因素视为文学叙事的特权，而把对史实的客观叙述视为历史叙事的基本原则。以这样的观念去看，说汉语叙事文史不分，其实不仅指汉语的文学叙事常常要加入许多可以“征实”的历史内容，并常常以实录相标榜；同时也包括汉语的历史叙事中包含有很多文学性的成分。对此，钱锺书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把前者称为“诗具史笔”，把后者称为“史蕴诗心”。 汉语历史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对人物对话的虚拟。钱锺书先生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结果自然是“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22) 另有学者注意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因为史家本人掌握的历史资料不足，另一方面也因为对简约风格的有意追求，汉语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一种“梗概叙事”，叙事文本真正呈现的史实部分是十分有限且简略的。而有限的史实在汉语的历史叙事中之所以能够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文本，甚至呈现出生动的现场感，往往是因为在叙事的缝隙之中填充了大量虚拟的人物对话。“那些缺少对话的文本则显得十分单薄，甚至支离破碎”。(23)如此看来，虚拟的人物对话在汉语的历史叙事文本中，绝对不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性成分，而是使汉语的历史叙事变得充盈丰满的重要手段。后世的文学叙事对这种修辞手法有心领神会的借鉴。在人物对话方面，唐代的传奇小说，以及后世的《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确实深得《左传》、《史记》等历史叙事的神韵。 “原始要终，创为传体”的《左传》虽然记事仍然十分简略，但在记人记事方面，不但已经注意人物语言的运用，而且已经出现对事物与事件局部细节的较为详细的描写。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涉及人物的服饰、肖像、表情时，或者涉及故事发生的场景、现场气氛时，只要他认为有需要，就会给予细节刻画。这些内容，当然大多也是史家依靠“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的本领，想象与虚构出来的。它们像虚拟的人物对话一样，是汉语的历史叙事能够达到充盈与丰满的重要原因。中国后来的文学家，包括金圣叹这样的评点家，都以《史记》为中国文学叙事需要借鉴的最高典范，其实看中的正是史记叙事中包含的这样一些因素。汉语文学虚构与想象成分的生长，同样得到了史传叙事的滋养。 在汉语叙事中，所谓真实，指的是人物身份、生平的主要事迹以及主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大致过程等因素是有据可查的。在这个真实的背景之上，人物对话、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事件发展的具体情节等等，则可以通过想象与虚构的方式进行填充。以小说为代表的汉语文学叙事大多如此，以人物传记为代表的汉语历史叙事也大多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与文学叙事相比，历史叙事中虚构与想象的因素相对少一些。而且，随着文学史的展开，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在文学叙事中有不断得到加强并受到越来越多鼓励的趋势。 因此，中国的文学叙事其实与西方的文学叙事一样，也是一种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所不同的是，它与西方那种建立在本质主义哲学观念之上的写实传统在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西方，为了与历史叙事拉开距离，文学叙事中人物、故事大多是虚构的。相反，在汉语叙事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环境与具体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的文学叙事则提出了十分严格的“真实性”的要求。当然，这里所说的真实，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逻辑的真实与修辞效果的真实，与汉语叙事理论的真实完全是两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