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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散文写作与传播的载体 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代际间的逻辑，非常重要的是逻辑载体，即散文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古代中国文字是贵族与文人的私权，是身份的象征；诗与文为文学正宗，更多的是在体制和系统内写作、传播。而到近代，如梁启超所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为报刊而写作，是晚清五四时期散文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最具文学史的意义。以报刊为媒介载体，自然有别于传统散文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它对散文的价值取向、选题立意、文体制式、语言表达等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这时的报刊是具有某种社会传播功能的“公器”，它所必需的读者意识以及需要切入时代主题的媒体策略，决定了散文开始由个人自赏的小格局走向关乎国家民族建构的宏大言说。“桐城派”散文奉行义理、考据、辞章，而曾国藩增加经济一项，即是顺乎时代大势的表征；晚清流行的“报章体”散文更说明了散文因“报章”而变体的事实。其实“报章体”不仅特指梁启超时期的“新民体”、“时务体”，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在时务关注和思想启蒙方面，与“报章体”的旨趣是近似的。 有一种现象不难发现：晚清五四时期的一些报刊，成为当时主流散文作家写作的基本载体，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这些报刊的主编、主笔或主要撰稿人。王韬《循环日报》、梁启超《新民丛报》、陈独秀《新青年》、鲁迅和周作人等《语丝》，是近现代散文转换进程中的重要站点。报人与散文家的合体，影响到报刊散文的主题表达。晚清《时务报》等媒体，形成以“维新”、“新民”为宗旨的政治偏至的论说体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散文的主题与时俱进，由“新民”置换成“立人”。报刊散文的价值是在进入社会传播中生成的，所以语言的通俗化势在必行。晚清新文体语言“务为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这是一种“过渡语言”，是对古代散文语言的改造，又为后来散文语言的现代转化作了铺垫。《新青年》从第4卷第4号起，所有著述都采用了白话，标志着现代白话散文的正式生成。这是散文语言在现代媒体生态中的一种必然。 历史渐行渐远。研究文学的历史，既要远观，在历史的大局中把握其中的关联；也要近察，感受历史发生的肌理，在细节处寻找历史的意义。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转型中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研究”负责人、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