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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周作人：晚清的“过来人” 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体现在诸多方面，最为直接而显见的关联是作家主体的关联。鲁迅1881年出生、周作人1885年出生，胡适小鲁迅10岁，作为五四散文双子星座、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氏兄弟、胡适和许多五四散文作家都是晚清的“过来人”。晚清对于他们不仅是一个出生的时代，更有着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周作人曾回忆：“癸卯年（1903）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各三册。”这一细节表明晚清思想、文学是鲁迅、周作人的重要资源。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说到梁启超的影响：“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震荡感动的。”综观晚清五四散文家文化身份，可以看到，基本上由“文人”性情书写、“学者”知识演绎和“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如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这些角色转换了的散文作家以时务关注和文化批评为己任。不同于古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一点，还在于晚清五四主流散文作家如梁启超所说的，他们经由“乡人”、“国人”而成为“世界人”。当然他们具体的心路历程和价值取向等并不相同，梁启超等热衷于政治维新和从集体的角度“新民”，鲁迅、周作人等更多地倡导和实践“人”的文学。 “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 晚清有“文界革命”，五四有“文学革命”，虽然提出的背景和内涵并不相同，但仅是一字之异就表明了两者之间是有不少接近性的关联的。“文界革命”直接指向散文的革命，要义是“欧西文思”和“雄放隽快”。“文学革命”虽然不是直接言说散文的革命，但意旨以及用以论证的材料关联着散文。我们将陈独秀的相关言说与梁启超关于“文界革命”、“新文体”的表述比对阅读，就可检索出一些具有相通性的关联词。如关于语言表达，陈独秀有“平易”、“明了”、“通俗”之语，梁启超则强调“平易畅达”，“杂以俚语”之辞；如说作者写作的精神之势，陈独秀以“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状写，而梁启超则用“雄放隽快”、“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形容；如说作品新质的生成，梁启超主张采用“欧西文思”，而陈独秀则以“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些含有西学因素的命名加以标示；如对待传统古文的态度，梁启超是“夙不喜桐城派古文”，陈独秀也是“不满于昌黎”，不满“桐城派”散文。分析语言表述上的这些细节，可以感知“文界革命”和“文学革命”其间存有的一些具体而微的契合。当然，两者间的不同也是显见的，在梁启超那里，“文界革命”还只是一种思想的碎片，而在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这些五四新文学倡导者这里，对于“文学革命”话题的探讨，是以较为系统完整的形式展开的，表明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文学革命的倡导已不是起于一时的感念，而有着较为系统的设计和相应的理论支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