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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热 叶廷芳的人生哲学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让生命在燃烧中耗尽，不让它在衰朽中消亡”。 童年的际遇改变了叶廷芳的命运，也因此逐步培养起他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残疾孩子将来养活不了自己，会成为‘社会废品’，所以，我从小就尝试证明自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甚至还能够为大家尽点力，做些事。” 正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让叶廷芳在学业、专业之外，更多地关注社会。 从初中起，叶廷芳就利用寒暑假组织村里的年轻人，为缺乏文娱生活的乡亲们建起了一个戏剧班子，叫“农村剧团”，利用当地流行的越剧曲调来填词，义务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 每次返校，“演员”们都敲锣打鼓送叶廷芳到村口。“这段经历激励了我积极的人生观，也为我后来与戏剧结缘埋下种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接触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叶廷芳又增添了一种启蒙意识，在德语文学研究之外，他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并尝试通过传播来启悟民众。例如在圆明园复建的问题上，叶廷芳曾连发数文，主张保持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原貌和“废墟之美”，强烈反对复建。他认为拼命花钱修旧如新、大拆大建，是对文物的破坏而非保护。 叶廷芳也常常把眼光转向建筑领域，从美学角度出发看待建筑，发表文章探讨北京的城市规划，呼吁提高设计师的地位，强调建筑的艺术属性等问题。这种跨学科的视角，受到了建筑界的欢迎与重视，而他在建筑界的最大“动作”，是影响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 1998年，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正在筹备中，中央批准用国际招标的方式选择设计方案。当时负责项目建设的人员在投标会上说，这项设计要符合三个“一看”：“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建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 叶廷芳非常不赞成这三条要求，他抢在第一轮评审以前，先后在《中华建筑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反驳。他认为，悉尼歌剧院一看就不是个剧院，却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审美规范，早就在两千多年间的建筑中穷尽了，不可能再有超越；而天安门周围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宏伟而带有政治意义的建筑群，再与它协调势必臃肿，不如尝试反差的审美效应。 叶廷芳在文中将自己对国家大剧院的美学期盼也概括成了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因而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是合拍的；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叶廷芳说：运用“反差原理”来处理天安门建筑群附近国家大剧院的空间难题，符合“后现代”建筑的“对话意识”理念：我尊重你的既定存在，我也不掩盖我的时代特征。 叶廷芳相信自己的观点会对评审有影响。最终中标的方案，是来自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基本符合了叶廷芳对国家大剧院的期许。 最后，安德鲁还与叶廷芳见了面，一起吃饭、观剧。 从南方乡间渴望上学机会的独臂少年，到中国顶尖科研院所的德语文学研究专家，从卡夫卡、迪伦马特充满荒诞与悖谬的文学世界，到眼前遍布观念矛盾和思想碰撞的现实社会，叶廷芳从未停下过超越自我的脚步，也努力尝试去影响他人和周围的世界。 叶廷芳说，他的人生哲学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让生命在燃烧中耗尽，不让它在衰朽中消亡”。难怪，2008年苏黎世大学在遴选叶廷芳为该校“荣誉博士”的推荐书里表彰叶廷芳的学术思想和处世态度具有“勇敢精神、先锋精神和正直品格”。 2015年3月，由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插图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他将之视为毕生翻译和研究卡夫卡的一个里程碑。而谈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叶廷芳多了一分随性：“现在终于可以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了。”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人物链接 叶廷芳，1936年出生于浙江衢州，1956年考取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外文所文艺理论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九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获聘瑞士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国际歌德学会荣誉会员，代表作品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美的流动》《遍寻缪斯》《美学操练》《卡夫卡及其他》《论卡夫卡的精神结构》《西绪弗斯的现代原型》《论悖谬》《论怪诞之美》《西方现代文艺中的巴罗克基因》等以及译著、编著多部。 （本报记者 张焱 本报通讯员 刘亦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