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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振 叶廷芳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悖谬、异化、陌生感、荒诞感、恐惧感、负罪感、重新审察世界、为艺术献身……作为国内卡夫卡研究的先行者，谈及他，叶廷芳总是娓娓道来。 叶廷芳认为，卡夫卡艺术上的深刻不仅在于敏感地觉察到了20世纪之后世界文学与哲学的潮流和走向，更在于怀揣着自身的负疚意识，写出了人性当中的多重可能。而后者，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乏的。 以文为媒，叶廷芳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断尝试去接近和理解卡夫卡，而对卡夫卡的研究，也为叶廷芳认识和解释世界提供了思想上的导引。 “比如说《城堡》里面，主人公在村子里居住，需要居住证，就想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去获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就这样写了二三十万字，全是生活的‘粘兹’感觉，这也正是后来萨特的感觉。”叶廷芳说，他认为卡夫卡通过放大人的荒诞处境，展现出文明的悖论：人类本来应该越走越进步，但有时文明的发展却给人类带来危机，比如说科学发明本该造福人类，但核武器却可能被用来毁灭人类。 除此之外，叶廷芳也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比如说《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本来是家里得力的生活来源提供者，后来他病了——‘变形’是病的一种喻意表达——不能再给家里提供生活来源了，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慢慢变了。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无孝子’，一个人病久了，对家里没有好处了，家人与他的关系也就慢慢淡漠了。” 《变形记》里的情节时常让他感怀于年少时自己在家中的处境。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州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由于母亲早逝，因患肺结核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父亲，一直将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盼着他们快点长大成为劳动力，挑起家庭的担子。 不幸的是，老二叶廷芳十岁那年的一次贪玩，断送了一条左臂。 致残后，父亲对叶廷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有不高兴的事情就拿他来出气。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见父亲的表现，也慢慢改变了对待他的态度。“我在家里落到了最底层，谁都可以随便来骂我、歧视我。”叶廷芳说。 像卡夫卡一样，叶廷芳越来越害怕父亲，畏父情结加上社会歧视，造成了他一度的自卑心理，同时又孕育着他的某种叛逆情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