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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困窘中的文人学者“当成人”看 1941年，郭沫若完成了《月光下》这篇充满阴暗悲戚色彩的短篇小说。身患肺结核的作家逸鸥在埋葬了自己的孩子后，面对患病的第三个孩子和“纸扎人”一样贫血的妻子，床栏上的麻绳诱惑着他，他流着泪准备走上不归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虽是虚构的，却来源于抗战中的大后方现实生活。贫困的现实对人的尊严的贬抑深深触动了郭沫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的物质极度匮乏，文化界人士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陷入困窘之中。1940年2月，戏剧家洪深一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阳翰笙两个孩子病逝，本人又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于1943年8月开始吐血。1943年9月，桂林《大公报》报道田汉的生活情况：“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负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是三十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茅盾1944年9月给朋友写信，报告自己腹泻，贫血病，浑身起疙瘩，困顿劳累。茅盾、田汉、洪深、阳翰笙都是文艺界最为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大后方的知识分子被贫病折磨而死，迄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 但郭沫若并不悲观。新诗《轰炸后》写废墟中的男人问他的妻子：“窝窝都遭了，怎么办？”（意思是说房子被炸了）“窝窝都遭了吗？/女人平静地回问着。”中国人民对战争和贫穷的这种坦然平静的态度同样深深触动着郭沫若：“这超越一切的深沉的镇定哟！”他从中汲取力量，用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团结大后方的学者文艺工作者共度难关。他的散文诗《石池》中的石池被日军大轰炸所投的燃烧弹“炸碎几面石板，烧焦了一些碎石”，但隔不多久，“那个瘢痕却被一片片青青的野草遮遍了”，“石池中竟透出了一片生命的幻洲”。 作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本人的生活也不好过，接近他的作家刘盛亚说：“有红萝卜的时候，他家里经常是吃红萝卜的。”即便如此清贫，郭沫若仍然愿意将“红萝卜”与那些贫穷的文艺界朋友分享。曹禺说，在重庆的时候，“郭老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我们在他家里吃饭”。洪深自杀的消息传来后，郭沫若立即带领医生前往急救，直到洪深一家被抢救脱险后方才离开。郭沫若闻讯田汉生活艰难，特意给田汉写信，“吾弟生活极窘，近已知其详尽”，愿意将历史剧《高渐离》的稿费赠送，“留弟处以为老伯母甘旨之费”。 除了这些经济和医疗上的救援之外，郭沫若更多的是用赠诗、题词等文艺界特有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文学艺术家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扶持和鼓励他们健康成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人当成人”，共同为抗战贡献力量。 郭沫若和傅抱石、关良、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等知名画家合作创造了一系列美术作品。他为傅抱石的《屈原像》《五柳先生像》等许多画作题诗，还专门写了《竹阴读画》《题画记》等长篇散文作品记叙他跟傅抱石的交往。傅抱石的画配合郭沫若的题诗，成为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精品。关良以《水浒》人物画著名，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举办一次画展，拟展出的作品似乎跟抗战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受到非议。郭沫若挺身而出，写了《我与关良》，赞美他在“这中国古代艺术的遗产里，发掘出一个绘画底新形式了”。并为他的《黄金台》《拾玉镯》等数十幅作品题诗，支持他闯出自己的艺术道路来。郭沫若还参观了像张仲友、张文元、张悲鹭、华以松、沈叔羊这些不为艺术圈外所熟悉的画家的展览并为他们的画作题诗。 此外，郭沫若还扶持和培养着学术界、文学界、音乐界的大批学术新秀。王冶秋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个被人遗忘的歌者》，提到了戚继光的《凯歌》并其自注。郭沫若见后主动写信给王冶秋，虚心请教相关问题，并邀请王冶秋到家里见面。王冶秋见到郭沫若后，觉其“和蔼可亲”，“丝毫不感到生疏，一点也不觉得拘束”。郭沫若恳挚谦虚的态度激励着王冶秋在学问上继续前进。1942年，28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鲁实先驳斥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博士的观点，写成《〈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郭沫若读完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学者的著作后，特赋《满江红》，写道：“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当后来看到鲁实先制订出“汉鸿嘉以来气朔表”后，郭沫若又特意写长诗赞美鲁实先在“天南天北弥硝烟”的情况下“博览群书明缀术，追踪司马学通天。景烁巧思入神化，厥美难可专于前”。 作为在“风雨飘摇不定”中“文华怒茁”的“奇才异质”，有多少艺术家、文学家、学者受到了郭沫若的尊重和鼓励啊。他们在文化界领袖郭沫若那里被“当成人”，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尊严，也因此对郭沫若充满了感激，正如在抗战时期跟郭沫若有过密切接触的冰心所说：“郭老！您的精神，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您就欢乐豪放地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迎风飞驰吧！” （作者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配图均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