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苏轼散文经典性在文学精神与文人风貌层面的确立 苏轼的散文有两个突出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后人的欣赏和崇敬，一是忠贞果敢的刚毅性格，另一则是凌厉潇洒的自由气质。 1127年前的士大夫读者就已经高度肯定苏轼忠诚、刚毅的文化性格。苏门文人的评价话语中就包含了“忠孝强果，独立不惧”、“尊主爱民之心”这些方面的内容。1127年后，来自帝王的赞誉使得这一评价的高度和内涵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孝宗为苏轼文集所作的序言如此开篇：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17) 这一段话既体现了孝宗的文学观念，更体现了他的一种人格态度，认为气节是做人与做文章都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也是儒者最需要具备的人格素养。苏轼的散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具备了成为经典的价值： 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18) 可见，孝宗认为苏轼文章所充溢的“豪气”支撑了它整个的文学世界，这是他被认定为“一代文章之宗”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具有古文学术背景的士大夫通常会将欧阳修视为宋代文章的宗师，因为欧阳修被认为在学术思想上更接近于正统的儒学。但是，宋孝宗这位与理学士大夫关系密切的帝王却将这一分量极重的称号赋予了苏轼，可见“浩然之气”在孝宗心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孝宗将苏轼文章中高扬的士大夫气节与孔孟的主张结合起来，这一点也得到了南宋时期诸多理学型士大夫的共鸣。例如，对苏轼学术非议颇多的朱熹，也曾对学生谈起“东坡善议论，有气节”(19)。朱熹在晚年还作过专文，提倡苏轼《刚说》的观点： 苏文忠公为孙君介夫作《刚说》，其所以发明孙君之为人者至矣。然刚之所以近仁，为其不诎于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见于活人然后可知也……因为识其左方，以告观者，使勉夫刚，而益求所以为仁之方云。(20) 可见，对不屈于狭隘“人欲”的刚直品格的推崇是超越学术分歧的精神纽带，也是朱熹与苏轼这两位所处时代、知识体系与性格思想都区别甚大的文化巨人取得默契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他一些接受朱熹思想影响的理学家也在这一点上有类似看法。比如，曾受教于朱熹的曹彦约(1157-1228)说过： 文忠立朝，未大用，以诬奏诸外补，稍迁而守徐，得政平讼理，即不废事，职不可以谏，又委曲为人言之。忠肝义胆，不置国事于度外可见矣。(21) 时间稍晚的黄震(1213-1280)，在《黄氏日钞》中这样给苏轼文章做全面的总结： 尤长于指陈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气锐，尚欲汛扫宿弊，更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廷之风。及既惩创王氏，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使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矣！呜呼！休哉！(22) 鲜明的“浩然正气”既是孟子的为人风格，也是孟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浩然正气”需要通过“勿忘、勿助长”的方式来长期滋养和锤炼。朱熹对《孟子》文化价值的挖掘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心性”这一角度，苏轼散文被理学家尊奉为精神风貌上的典范，可能正和他们的这一学术主张有关。 北方文人也在这一点上对苏轼散文的文化价值有较多肯定。例如赵秉文在《题东坡书孔北海赞》中将孔融、李白、苏轼的忠义人格贯穿了起来，并在末尾说道： 坡作此赞，实亦自况。元祐之党，仅类党锢。元丰之政，初亦有为，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温公继之，力革前弊。然绍圣、崇宁，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然坡公身愈斥，志愈不衰。坡尝称太白雄节迈伦，高气盖世，余于东坡亦云。(23) 再如王恽(1226-1304)评价苏轼《表忠观碑》一文道： 坡书在霄壤间，忠义之气郁郁然，秋色争高，虽片言只字，不可遗逸，宜其世宝而力致之也……况公斯文关系世教，令人读之，油然有忠孝之劝，乌可只以翰墨为之论乎？(24) 苏轼的文章因其“忠义之气”具有警世的教化意义，而不只是供人把玩的文艺作品，这和孝宗的论述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苏轼散文所体现出的凌厉洒脱之气，也是他得到众人欣赏的一个原因。苏辙之孙苏籀(约1091-1164)记载祖父曾经说过，“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25)。在杨万里的诗文中，苏轼直接就是以仙人的形象出现的(26)。此外，魏了翁(1178-1237)也评价苏轼《辞免中书舍人稿》一文“其词气和平而不怼也，其识虑深长而有托也”(27)，针对的也是苏轼文章中所流露的、面对险恶政治形势时洒脱从容的心态。同时期北方的王若虚也曾概括道：“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28)超脱奔放，将人生悲欢得失以游戏视之的气质特性，为苏轼的文章和人格带来了感性的艺术魅力，由此也可看出苏轼散文的经典化具有较多的感性崇拜的因素。陆游(1125-1210)曾有文章记载他专程来到黄州“东坡”，追寻苏轼生活、游历的足迹(29)；浙江一带曾筑有“怀坡楼”，后来虽经荒废，元代统一后又由许有壬(1269-1364)复建，并记录下了这一系列的过程(30)。苏轼散文的经典化也成了其艺术性人格魅力感召下的必然结果。 不过，感性的崇拜常常会有两面性，在积蓄正向情感的同时也会给相反的态度留下空间。苏轼散文的风格不同于欧阳修的雍容和缓，其扬厉的个性使他生前蒙受了磨难，也对其文章在后世的经典化进程注入了引发争议的因素。朱熹曾说道，“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坡公文如说不办后，对人闹相似，都无恁地安详”(31)。罗大经(1196-1252后)在《鹤林玉露》中亦记载了杨万里长子杨东山(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12世纪中后期)的评价，说“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者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32)。当然，评论者喜好的不同并不会影响到苏轼文章业已存在的价值与魅力，但它却和这样一个问题相关联，就是苏轼散文所代表的风格是否应该成为被广泛效仿的经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