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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需要批评，在历史上，批评与创作相互推动，共同书写了文学的历史。中国的文学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丰富而多样，对文学的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本《中国文学批评》杂志要做一点什么？想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事业中，注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当然是办这份杂志的人们所思考的。据我观察，批评事业固然繁荣，但批评多种多样，有一种批评还是缺失。 纵观当下的批评，最为普遍，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种： 第一是推介性批评。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要请有影响的批评家们说说话。于是开一个会，有时作家不来，有时作家也参加。作家不来，出版社的人在，说的话可批评，可赞扬。但这些话在一种语境中生成：告诉读者这本书值得买，值得读。作家来了。作家与批评家本来就是朋友，或者，来了就是朋友。这是一场朋友会，朋友间也要批评，但这样的场合，不是来交锋的。用通俗的话说，大家都是来捧场的，场合对所说的话有要求，要说场面上的话。于是，出现了推介性批评的“场”的规定性。当然，这种批评很重要。每年出几千本长篇小说，更多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那么多的书，读者无所适从，需要有权威的人帮助他们选择。当书多到反正也看不完时，需要有人告诉读者，哪一本更重要，先看哪一本，今年的书看哪几本就够了。如果批评家有了这个地位，他们就很了不起了。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造就作品的影响力，形成影响力的传递。 第二种是扶植性批评。各级作家艺术家的组织，常常做这样的事，组织大腕批评家们对青年、女性、少数民族、残疾人等人群的作家作品进行研讨。或者，他们为某种想要鼓励的类型的作品开一个会，请人说说话。这种做法很好，表明导向，被讨论的作家艺术家也会充满感激，也许，这还会对他们今后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作家需要扶植，作品需要培育，创作导向需要调整。对于批评家来说，参加这种活动也很好。他们是请来的老师，被放到一个指导者的位置上。 第三种是一些酷评。作家怕酷评，评得头皮发麻，心里发堵。但是，这种批评还是有人喜欢的。喜欢这种批评的，首先是媒体人。人在街上走，街上一切正常，于是对什么都没有印象。如果街人有人吵闹或打架，就有人围观。酷评就是这种意在引发围观的批评。评得酣畅淋漓，说最极端的话，求一个痛快。最好有人与他们配对，针锋相对，有唱有和。这样一来，报纸杂志就好卖了。这是一种求围观的媒体现象。批评家跳到戏台上，聚光灯下，摄像头前，寻求表演性，把注意力吸引去。这时媒体人就偷着乐，多印报纸杂志，悄悄地数钞票。 除了这三种批评以外，我们是否还要另一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客观的，直言的，有好说好，有不好就说不好的批评。这种批评更是有理论分析、与理论接轨的批评。 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份杂志的特点的话，也许，我可以说，是“深度”。它包括理论的“深度”和批评的“深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