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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华民族文化的早期源流，揭示上古族群及区域文化发生、融合、衍变的复杂历史进程，建构科学的中国上古民族文化理论，是重写中国上古史与建设中国民族文化史的基础和关键。自20世纪以来，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理论建构，长期受到中外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关注，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备受重视的热门话题。 中国文化西来说受到批驳 在中国古代相当漫长的时期，经《史记·五帝本纪》、《三五历纪》、《三皇本纪》等文献对中国古史体系的编排与重构，中华民族起源本土一系说不断深入人心。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以宗教史简单“嫁接”中国古代历史。南怀仁在《道学家传》小序中称，伏羲是亚当的“第十三代子孙”，《天学传概》亦宣称，“初人子孙，聚处如德亚，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惟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此后，西方传教士把西历与中国古史纪年结合起来，将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中国古史上的帝王事迹以编年体裁次第编排。这种“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旋即遭到清代学者的强烈反驳。学者多认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之间关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道统”之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判断各自文明高下的较量。康熙历狱后，中国文化西来说不复有人提起，康熙支持的“西学中源”论很快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 法国学者拉克伯里1894年发表论文《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提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说。20世纪初，该说一度得到日本学者白河次郎、英国学者鲍尔以及中国学者丁谦、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但很快遭到柳诒征、梁启超、缪凤林等人的反驳。五四运动后，除饭岛忠夫、郭沫若等继续支持外，中国人来自巴比伦说已基本不为学界认可。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倡导仰韶文化西来说。1931年，梁思永证明仰韶、龙山和商朝文化一脉相承，1945年，夏鼐确认齐家文化并不早于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假说遂失去实证支持，安特生本人也放弃了这一假说。但1949年前，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仍有支持者，如毕士博认为，中国文化是多次由不同方向传播而来，由此建立起更具综合性的外来说多元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