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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的东方学却有着悠久的传统。汉晋时代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文献对西域中亚各民族、印度、波斯、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等周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记载，唐代的义净、玄奘等对印度与西域的游历与记述，明代以后的《日本考》等著作，都可以视为中国“东方学”的基础和渊源。 中国的学问，按空间划分，一般有两种：第一是“国学”，狭义的“国学”是指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的研究；第二是“西学”或“西方学”，主要指来自西方（欧美）的学问，也指我们对西方的研究。这两种学问，通常被表述为“中学”和“西学”，并反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比较”、“学贯中西”等约定俗成的词组、命题与表述中。但是，这样的“国学”、“中学”和“西学”的划分，却没有涵盖“东方学”。 众所周知，“东方学”是个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国际性学科，不仅英法德等西方各国有“东方学”，日、韩等东方国家也有“东方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上，因为缺乏“东方、西方”的世界二分观念，没有产生出类似于欧美的“东方学”这一概念，也没有东方学的学术自觉。进入近现代，“中西中心主义”在中国学术文化界长期盛行，许多学人习惯上以“中国”代“东方”，认为中国的“国学”就代表了“东方学”，或者覆盖了一大部分的东方学，认为剩下的那些就不太重要了，由此造成了“东方学”意识的淡漠。 然而，实际上，中国的东方学却有着悠久的传统。汉晋时代的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文献对西域中亚各民族、印度、波斯、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等周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记载，唐代的义净、玄奘等对印度与西域的游历与记述，明代以后的《日本考》等著作，都可以视为中国“东方学”的基础和渊源。清末民初佛学复兴时期康有为、章太炎、苏曼殊、梁启超对印度的评论与研究，黄遵宪、梁启超等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使中国东方研究进入了实地考察与文献互征的近代学术状态。进入20世纪后，在欧洲学术文化的影响下，“东方”、“东方文化”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学术文化界被大量使用。1920年代，中国学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大论战，也推动了此后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分野的重视。20世纪，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堪称 “东方学家”的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周作人、陈寅恪、徐梵澄、丰子恺、吴晓铃、饶宗颐等。 但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东方研究”，就大陆地区而言，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国别研究和分支学科两个方面得以展开。在国别研究方面，埃及学、亚述/巴比伦学、印度学、东南亚学、中东学、中亚学、藏学、蒙古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等学科概念都被明确使用，不仅成立了以“××学”为名称的学会及研究机构、教学机构，而且出版了以“××学”为名称的学术杂志、书籍等。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学术底蕴丰厚，日本学则具有较大的关注度，成果也最多，朝鲜/韩国学后来居上，阿拉伯学、伊朗/波斯学及中东学稳步推进，藏学、蒙古学得天独厚，东南亚学不甘示弱。在这些分支学科领域中，出现了一批新的著译等身的东方学家。在分支学科方面，东方哲学、东方文学、东方美学、东方艺术、东方戏剧等，在各分支学科中，学科意识较为自觉。其中，中国“东方文学”的学科意识最为鲜明和自觉，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学术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