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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 “特色意识”日益明显。这在凸显专业优势的同时，也可能因较为单纯的建设逻辑消解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简化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丰富性，继而掩盖了其多向性。为此，在特色研究渐成高校学科规划共识，并日益影响学术研究风向的当下，有三个问题需要正视。 第一，地域文化研究不能成为边缘性审美。“地域文化特色”彰显地域文化优势，体现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区域，则是对发生于本地的文学人物、文学现象与文学品格的集中性研究，如岭南文化研究、三秦文化研究、京派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等，重在揭示作家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元素，或地域作家群之间的代际承传关系。这种研究倾向虽在文学研究的谱系中增添了地域文化的维度，但因对地域文化元素的过分依赖，很大程度上造成对现当代作家的简单读解。事实上，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只是作家精神资源的一个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都是有限度的，可以说，它只是作家成长的一种氛围，如绍兴之于鲁迅、北京之于王朔、陕南之于贾平凹、高邮之于汪曾祺、南阳之于二月河、广州之于陈残云等。我们不能仅以地域文化的某种特质简单地为作家的叙事特征贴上标签。20世纪变动不居的时代风云，客观上造成了大量作家的迁徙，如二三十年代的客居或游历，抗战时期的南下或西进等，这种地域文化景观的变迁与作家心路历程的变化或创作风格的转型有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在多重地域文化的视野中，应以哪种地域文化作为影响作家创作活动的主导性文化资源？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特色研究尽管打开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但弱化了文学研究的本体性，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边缘性审美之风的形成。 第二，红色经典研究应避免单向性评价。作为一种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形成，并以特定的文本结构与美学图式形塑了几代人精神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资源，红色经典一直是现当代文学在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层面上的重要节点。但在对红色经典的研究上存在评价维度的单一现象。实际上，红色经典具有丰富的内涵，例如，叙事特征上既有与民族叙事传统的呼应，又有对“五四”以来现代叙事方式的承继与改写，并与文本的主体内容及美学风格紧密关联，展现了红色经典在建构中发展的趋向。又如，在形象塑造上，既有传奇色彩明显的英雄人物，也有一些深具生活气息与个性魅力的普通人物。再如，在红色经典的真实性问题上，需兼顾两个方面：一是要看到拟真的一面，二是要看到小说的叙事本质的一面。一方面，既然是拟真，就不能排除历史事实的部分可靠性，许多红色经典的作者都在后记中追溯小说的创作过程，以及自己亲历的部分片段；另一方面，既然是小说，作者就只是一个叙述信息的发布者，而并非历史档案的单纯记录者。所以，作者不改写历史主流的适度加工，不能作为红色经典反历史性的佐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