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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点与方法点评 从前面的综述可以看出，英国文学经典化究竟可以追溯到哪一个历史时段，似乎主要依据研究者对“文学”和“经典化”行为的不同理解和定义。前面已谈过学者对“文学”这个概念存有争议，其实他们对何为“经典化”也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理查德·泰瑞的《诗歌与英国文学往昔(1660—1781)的形成》一书对“经典化”的界定最为宽泛。他认为只要某位作者在其诗文(不管有无受众)中按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了几位大诗人，就可以将其视为对文学进行经典化的行为。然而，更多学者则倾向于把经典化看成是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作品是在教学活动和阅读接受中确立经典地位。从泰瑞所引发的这场争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正如保罗·亨特1997年在总结这一辩论时所说，泰瑞的质疑更多是与术语的历史界定有关，纠缠于术语本身并无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讨论经典问题时，要清楚别人和自己如何界定这个术语[13]。对“文学”和“经典化”的理解不同，必然会对经典的源起和流变有不同的意见。第二，每一部作品、每一位诗人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是多种社会因素(甚至以偶然的方式)施加合力的结果，这些因素从大的方面说，有印刷技术、出版体制、法律制度、教育机构、文化形态、文学思想、国家意识形态；从小的方面说，有批评家的鉴赏、教师的讲解、作家的引用、喻指和模仿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将作家和作品推上了经典的宝座。刘意青教授指出，作家和作品跻身文学经典，有一显要标志，“即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14]。这个标志可以作为判断作家和作品是否实现经典化的重要参考依据；判断依据虽然简单，但实现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不确定的。不管是研究英国文学经典化的源流，还是研究具体作家或作品的经典化，都是涵盖各个领域错综复杂的问题。 如果不按文学经典化的起始时间，而是按研究方法进行概括的话，前面的研究文献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采取美学－哲学研究路径，以利普金和泰瑞等人为代表；另一种采取文化物质主义路径，以克拉姆尼克和罗斯等人为代表。虽然两种路径都牵涉到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总体取向还是大相径庭的：美学－哲学路径偏重于考察学者的著述或观念的演变对经典化所产生的影响，而文化物质主义路径更强调经典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整个社会的物质活动如何紧密关联。两种研究模式都各有长处，也各有弊病。就弊病而言，利普金和泰瑞的模式主要从学者文人的论说来考察英国文学如何朝经典化推进，却无法揭示出推动学者文人展开经典化论说或对话的物质技术与文化机制。他们的研究显得较为平面，不具有历史立体感。文化物质主义的方法弥补了这种缺憾，但是这种方法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即如何在社会文化学理论与文学或批评文本之间寻找契合点并保持平衡。这是个非常难以周全的问题。总体而言，西斯金的《书写的作用》对待具体作品不够严肃细谨，明显呈现出以具体文本来注解宏观理论的倾向，要远逊色于其他同类著作。罗斯的《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经典的建构》虽然阐明了文化转型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但落实到分析建构经典的具体文本时，仍不免存在用文本迁就理论构架的痕迹。例如，罗斯在检视约翰逊的《诗人传》[15]时，强调约翰逊使用多重评判标准来建构英国文学经典，总考虑到历史的情境和创作的复杂性，这一点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罗斯值得商榷的立场是：他认为，约翰逊即使运用了体现人文主义的绝对价值标准，他评价较高的作品中很多并没有符合这些标准的特点，而且对同是遵循这些标准的作品，约翰逊也并未给出具体的评分表来衡量高低[8]272-276。首先要指出，从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到布鲁姆的《西方经典》，建构经典的文本绝对不可能变成精确的得分排行榜，将作品依据某些标准估算成分值后进行相加，这是一项不可能也无意义的工程；其次，约翰逊对跻身经典的某些诗人才华大小仍是有评定的，比如在他看来，同样作为大诗人，弥尔顿的才华要高于德莱顿和蒲柏⑥；再次，罗斯似乎把约翰逊所有的判词都认为是修辞文化冲动与客观理性精神相冲突的结果，完全忽略了批评家作为有血肉和意志的个体的喜好，当然，这一点是他的这种研究思路不可避免会带来的偏颇。 另外，约翰逊的《诗人传》固然可以看作是18世纪建构经典的文本，但还应注意到它与布鲁姆《西方经典》这样得到公认的建构经典文本之间的显著区别。《诗人传》本身并不具有遴选性，即约翰逊作为作者并没有权力决定入选的诗人以及标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版权归属和市场利益这些商业因素[16]。所以，这就是为何位列《诗人传》的多是当时二三流的作家，反而像多恩、莎士比亚、马韦尔这样出色的诗人没有入选其中。罗斯发现，《诗人传》中诗人水平参差不齐的特点，恰好符合他关于18世纪以后文学经典具有多元性、差异性和等级性的假设，所以可能有意回避《诗人传》孕育之初的“遴选性”问题。《诗人传》其实更应该看作约翰逊在现实掣肘和有限范围内自觉建构英国文学经典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不能简单地将《诗人传》所呈现的经典化特征简单笼统地归咎于文化模式的转变。在把握具体作家和作品方面，《建构英国经典》的作者克拉姆尼克也有欠妥当之处，例如他在解释《失乐园》的气质因市场消费阴柔化这一假设的同时，似乎忽略了从1674年安德鲁·马韦尔的题诗开始，至少到18世纪末，英国的学者文人一直以诗文的形式认可《失乐园》雄健阳刚的崇高品质⑦[17]。甚至艾迪生在《旁观者》的系列文章中，也称弥尔顿是有“崇高天才”(sublime genius)[18]的大师，他的史诗能“升华和震慑读者的想象”[18]43。由此可见，克拉姆尼克关于弥尔顿经典化的论断，显然是为了迎合他整部著作的理论假设，却与弥尔顿批评史上的基本文献相龃龉，可以说又是一个在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曲解”文学文本或观念史的案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