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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不定斯泰因小姐也会喜欢西默农的优秀作品的。但我不敢肯定，因为我认识斯泰因小姐的时候，她虽然爱说法语，倒不怎么愿意看法文书。我读过的第一本西默农的作品不是《一号水闸》就是《渠边人家》。这两本书是珍妮特·弗兰纳给我的。她很喜欢读法文作品，当西默农还是个采访罪案的记者时，她就开始读他写的东西了。 我记得在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交谊甚厚的三四年里，她提起那些没有为她的作品捧场、没有为她的事业出力的作家时，总是没有一句好话。唯一例外的是罗纳德·弗班克，后来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我和她初次见面时，她谈到了舍伍德·安德森，但没有把他当做作家，而是把他当做男子，神采飞扬地谈他那意大利式的大眼睛里英俊而热情的风采，谈他待人和蔼和风度翩翩…… “他的小说怎么样？”我问她。但她不想读安德森的作品，更不愿谈论乔伊斯的作品。你只要提上两次乔伊斯，她就不会再请你上门了。这就像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一样，犯了一次这样的错误，下次就不该再犯了。当然，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对一位将军提起他的手下败将，这时你的将军便会大大褒奖一通他的那位手下败将，然后得意洋洋地详谈他取胜的经过。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出色，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话题上才总是话不投机。要让我对斯泰因小姐说安德森的小说莫名其妙地糟糕也可以，但这么说并不见得好，因为这就等于在贬低她的一位最忠实的支持者了。后来，他写了一本糟糕之极的小说《黯淡的笑》，我觉得他写得实在太愚蠢、太做作了，便忍不住模仿他的笔法写了一部小说来加以讥刺。这使斯泰因小姐大为恼怒——我正好攻击了她阵营中的一员。不过，在这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并没有生过气。而到了安德森作家地位一落千丈以后，她自己也开始大肆吹捧他了。 斯泰因小姐提到“迷惘的一代”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住在香圣母院路的时候。那时我和她关系还很好。她那辆福特T型旧车的点火装置出了毛病，在修理间时，一个曾在大战最后一年服役的小伙子不知是技术不熟练还是没有撂下别的汽车来先修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总之他干活很不认真，在斯泰因小姐告状之后，修理间老板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老板对他说：“你们全都属于‘迷惘的一代’。” “你们就是这一类人。你们全都属于这一类，”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都是一样。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是吗？”我说。 “就是，”她坚持道。“你们蔑视一切，喝酒喝到醉死方休……” “那个年轻修理工喝醉了吗？”我问道。 “当然没醉。” “你看见我喝醉过酒没有？” “没有。可你的朋友都是些酒鬼。” “我喝醉过，”我说。“不过我喝醉时从不上这里来。” “当然没有。我没这么说你。” “那个小伙子的老板大概没到上午十一点就喝醉了吧，”我说。“要不他怎么想出那么漂亮的词语来呢！” “别跟我争辩，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争也没好处。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汽车间老板说得一点不错。” 那天晚上我步行回家时，不禁想起了汽车修理间的那个小伙子，在那些汽车改成救护车的时候，不知他是否也被拉去开过车。我还记得装满伤员的汽车在山区公路向下开的时候，他们如何死死踩住刹车，刹车片磨坏了就挂上倒挡。殿后的几辆车只好空载过山，换几辆带有金属板刹车和优质手动变速器的大型菲亚特车来。我想到了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想到了与严格律己相对的自私态度和精神上的懒惰，究竟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我沿着山坡走向丁香园，阳光照在我的老朋友、那座内伊元帅的雕像上，他的军刀刺向前方，树木在铜像上投下阴影；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身后空无一人。他在滑铁卢败得多惨啊！这时，我想到；每一代人都曾由于某种原因而感到迷惘，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在丁香园停住了脚步，端着啤酒坐在那里，眼望着雕像，我不禁想起了从莫斯科撤退时，拿破仑和科兰古乘坐马车急驰而去，留下后卫部队由内伊亲自率领且战且退，苦战了多少日子啊；我想起斯泰因小姐是个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想起她在谈到阿波利奈尔和他的去世时充满激情的话语；阿波利奈尔死的那一天正是1918年签署停战协定的日子，群众高喊“打倒威廉”，而昏迷中的阿波利奈尔还以为他们在喊打倒他呢。我想，我要尽量帮助她，尽我的能力来使她所做的出色工作得到应有的承认。请上帝和麦克·内伊以神力相助吧。至于她那些“迷惘的一代”的胡诌和所有信手拈来的肮脏标签，全给我见鬼去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