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时过境迁的沉淀与总结 魏巍在抗美援朝时期曾与白艾合作写过反映抗美援朝中的空军形象的中篇小说《长空怒风》，其后又于1962年发表过短篇小说《江水流不尽》，但也许是那个时候他的报告文学影响力太大了，相比较来说小说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显得较为薄弱。“文革”结束以后，魏巍计划于1952年、1959年开始动笔，历时近2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东方》却再一次将抗美援朝文学推向另一个成熟的维度。小说延续和拓展了魏巍此前抗美援朝文学创作的主题，表现了抗战前线的志愿军英勇奋战及其与朝鲜人民的友谊，也表现了国内广大人民，尤其是志愿军家属积极响应志愿军作战的热情以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同时作者加入了对敌人的描写、对志愿军内部蜕化人物以及国内建设中的反面人物的描摹，使得作品反映的内容广博深厚，具有全面反映和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效果。作品涉及了战争、中朝友谊、国内的合作化运动、爱情等主题，英雄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是魏巍抗美援朝作品中一如既往表现的内容，所以小说不仅塑造了以郭祥为主的英勇战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还塑造了邓军、周仆以至彭德怀(虽然与其相关的内容是1985年重版时增加)等军队领导的形象，朝鲜人民军金铁银、朴淑贞等的形象也塑造得很丰满。更有特色的是作品塑造了杨大妈、小契等大后方、祖国建设中的农村领导者形象，以及陆希荣、李能这样曾经积极参与革命，革命胜利后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引诱而蜕变了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长廊综合反映出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复杂性。 魏巍在谈及他创作《东方》时说，因其“光写几篇通讯不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也没有表现出来，前后方的连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上的、政治工作上的斗争经验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很自然地想写这么一个长篇。”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有二：第一是为了激发人们的革命战斗性，发扬革命精神；二是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准备。(《我是怎样写〈东方〉的》)可见作者将小说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同时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写出人物的“共性”更注意写人物的“个性”，是想要从各个方面艺术地反映抗美援朝这件事，以达到对其进行总结的目的。如果对照着作者的朝鲜通讯和当时的战地采访日记，可以看出，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抗美援朝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是作者力图表现的内容，因此，小说中不仅大胆反映了爱情，人物形象塑造也真实而不片面，小说情节也较为逼真、有生活气息。 有评论家曾总结道，“《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不仅描绘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把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全局，精心结构，纵横开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马蓥伯《魏巍创作谈》)丁玲也曾评价这部作品“几乎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它“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我读〈东方〉》)这些评论都是中肯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看作是抗美援朝的一种“全景图”，它不仅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史诗”，也是几十年来抗美援朝文学的沉淀和总结。 魏巍一生都在坚持文学中的“党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忠实实践者，为了写《东方》，他曾经到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过广泛调查研究，因此强烈的时代特色、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动人心弦的时代感情，是魏巍文学创作的最有力的特点。魏巍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尤其是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谁是最可爱的人》赢得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内的国家领袖的喝彩和赞赏，丁玲则称“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魏巍是一个写作的“多面手”，其一生创作绝不仅仅局限于抗美援朝题材，但是其抗美援朝文学创作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正在于他深入体验了这场战争，对它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以极强的文字能力表现出了这场战争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抗美援朝，恐怕也得阅读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