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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持久”的了。事实上，“抗美援朝”题材也确实是魏巍一生文学创作中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创作内容，它不仅在魏巍的报告文学中成就斐然，在其诗歌、小说领域也独具特色。 抗美援朝街头诗：战争诗歌的鼓动性 1950年11月初，抗美援朝甫一爆发，魏巍便写作了10多首街头诗(另有一首《蝗虫》当时并没有以“街头诗”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篇幅略长的街头诗)，这些诗歌如同新中国成立前魏巍的很多诗作一样，极具战争鼓动性。启发民众让他们认清敌人的面目，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动人们勇敢斗争、打败敌人，激发人们的爱国、保家卫国的热情等，是这些诗歌的主题。作者告诫走向新社会的青年人们，听到炮声后“不要光知道幸福/不知道仇恨”(《你》)，面对敌人，“可怕的/是我们的枪连同自己的思想/长满了红锈！”(《锈》)；他讽刺美国帝国主义像蝗虫一样“又在一块谷地里落下”，“咀嚼着，跳着”，“还不断把自己歌颂：‘你看我们多么神圣，/我们是上帝那儿派来的神虫。’”面对这样猖狂的敌人，作者鼓励人们“快准备壕沟跟火种”(《蝗虫》)；因为对这些“得寸进尺的野兽”，“只有它自己的血/才能教训它自己”(《只有》)，所以他鼓励人们“去！/把美国鬼子/狠狠地打死吧！”(《去》)，激发人们“瞄准”这些“下流无耻的流氓们”，因为他们残忍地“把火把举向房檐”、他们的“刀上滴着我们邻邦的血”(《瞄准》)。对于那些勇敢的、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们，作者则赞美他们“是一个爱祖国、爱朋友的中国人！”(《歌颂》)，并希望他们“多抓几个美国鬼子”，因为“这是最珍贵/也是朝鲜朋友/最欢喜的礼品！”(《礼品》)。 这些诗作明快、凝练、通俗易懂、情感饱满，鼓动性极强，让人读来激情澎湃，它们都短小精悍，这在战争时期对于让人民大众了解战争真相、认识战争形势、激发人民大众的战斗热情与爱国热情，无疑起着很好的作用。在此之前，魏巍是以诗歌步入文学殿堂的，而且作为一个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深知“作为部队作者，我们还要多写一些鼓舞士气，加强战备，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的作品，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魏巍《牢记周总理遗训》)，因此他早期以“红杨树”为笔名发表的较有成就的诗作，无论是长诗《黄河行》《黎明风景》，还是短诗《好夫妻歌》《诗，游击去吧》《一个战士的赞歌》等，都通俗、凝练而富有鼓动性、战斗性。街头诗是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观念在延安等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践的产物，它短小、凝练、情感丰富的特点对于激发大众的热情起着良好效果，它像魏巍所说的部队中的“快板诗”、“枪杆诗”等“战士诗”一样，“是我国革命文学中最富有战斗性、群众性的一个部分”，“它在革命战争中，在鼓舞斗志方面，作用很大。”(《战士诗——革命英雄主义的战鼓》) 魏巍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创作的这些街头诗，在激发民众报名参加志愿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斗志、鼓舞人们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这些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涉及到的内容，已经包含了鼓舞士气、赞美志愿军美好品质、歌颂中朝友谊、诅咒敌人等后来的抗美援朝文学中常表现的主题，魏巍此后已很少再写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作了，所以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对他过去战斗性诗歌创作的总结。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诗作，对于让人们“更加珍重我们的斗争成果，热爱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祖国”(《〈两年〉后记》)还是有启示作用的。 (责任编辑：admin) |